“旅大”级驱逐舰

515和354雷达都是只能探测目标方位和进行测距的二坐标雷达，不能提供目标高度参数。对于拦截超低空目标来说，目标的高度参数并不重要，因为目标在远距离上贴近水面，处于光学指挥和瞄准器材的视场内，只要器材对准方位能够很快捕获。高空目标则需要在雷达指示方位上进行俯仰搜索才能确定目标位置，从而控制武器系统瞄准。而“旅大”级驱逐舰主要靠光学射击指挥仪和342炮瞄雷达完成对目标的俯仰搜索。

在60年代的防空作战观念中，依旧偏重对中高空目标的打击。因为无论是作战飞机和当时的反舰导弹，都是采取300米以上高度飞行。客观世界对攻防双方都是平等的，超低空使得驱逐舰防空雷达视界受水天线遮挡，同样也遮挡战斗机的雷达搜索视界。而且当时自动驾驶仪响应速度和冗余以及传感器精度也不能可靠保证战斗机进行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因此航空兵在进行反舰作战时，通常采取中高空飞行，在接近目标后才进行各种机动。这样使得驱逐舰雷达远程截获目标的几率大大增加。

对于世界各国海军来说，60年代是驱逐舰防空系统发展的转折时期。水面舰艇面临高速喷气战斗机和反舰导弹的双重威胁，却没有一种防空武器被实战证明对此有效。对抗导弹惟一的战例就是1967年以色列海军“埃拉特”号驱逐舰的作战，但却是失败的经验。当埃及导弹艇发射的“冥河”导弹进入40毫米舰炮杀伤界限内时，正处于自导战斗段，急速调整飞行方向冲向目标。因此舰上以色列军官首先看见导弹航路仿佛会从舰尾后通过，然后急速右转冲向“埃拉特”号，高射炮拦截这种机动的目标误差急剧增加。此后很多年内中国并没有直接从以色列方面得到相关的细节，因此“旅大”级的设计并没有真正引入反舰导弹时代的防空观念，还是以打击战斗机一类的空中目标为主要作战对象。

由于中国国内除高射炮以外，没有能够使用的舰空导弹武器系统，因此“旅大”选择 61式自动双联装37毫米和61式双联装25毫米舰炮是必然的。中国海军的设计指导思想也没有脱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模式，采用密集的高射炮火力拦截目标的战法当时是很有市场和深入人心，并认为同时能够兼顾对海面目标的打击。在此前17年间与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海战中，小口径自动炮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旅大”级驱逐舰的前后加班室和后舰桥两侧平台上各装有1门37毫米自动高射炮，这样能够在驱逐舰各个方向都至少有一座双37炮杀伤区，两舷能够由3门双37毫米炮的构成相互重叠杀伤区。4门双25毫米自动炮布置在前舰桥两侧，能够增强两舷的防空火力密度。双37毫米自动炮有雷达和指挥仪控制，而双25毫米自动炮只有耳机语音通话，需要炮手人工操纵火炮，用游丝瞄准具自行估计提前量开火。“旅大”级驱逐舰也是当时世界上高射炮数量最多的驱逐舰之一。

在有岸基航空兵可靠保障条件下，“旅大”级驱逐舰的防空系统配备是足够应付空中威胁，但当时中国岸基航空兵的保障并不可靠。海军航空兵和空军主要作战飞机是昼间型的歼-6，部署在前沿的歼击航空兵师编入了夜航大队，配备了安装雷达的歼-6甲和歼-5甲型全天候战斗机。当时美国制造的战斗机都普遍安装有火控雷达，天线能够在大视角范围内搜索目标，且预警机也大量部署使用，整个体系在发现目标和指挥控制上相对中国防空体系有巨大优势。全天候的歼-6甲和歼-5甲型歼击机的雷达只是专用的方位搜索和测距，测距前需要将机头指向对准目标，因此雷达引导非常重要。中国岸基战斗机在靠近海岸空域依靠地面雷达引导，在远离海岸空域转交驱逐舰雷达引导，这种交接需要良好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保障。当时恰恰没有相应系统支持这种作战模式，通过无线电语音控制空舰、岸舰和空地指挥，以及人工标图，只能引导小批次的作战，在瞬息万变和大规模的防空作战中，这种指挥体系和作业办法难以胜任，直到80年代中国海空军的这类系统才逐渐有所改善，90年代则推出了全新的驱逐舰综合作战指挥系统。这种由改善到全新系统的设计，正是建立在“旅大”级驱逐舰的设计和使用经验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