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作战并无全盘计划

淞沪地区之攻防战，国军不能算是尽到战术上之至善。战事开始第一日就有第88师旅长黄梅兴阵亡，可见得战况激烈。战后日海军陆战队营房为第三方面军接收，此建筑物上凡经枪炮损伤之处，虽经日方修葺，但其弹痕仍特别留出标示，以作历史例证。观者可以看出，命中之处虽多，但所用非重兵器，不能尽摧毁歼灭之效也。此亦为今后八年国军作战之最大弱点。

从现已公布之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无全盘计划。最初蒋希望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之据点，此计未酬，他即下令严守1932年第五军及第十九军在128战役之防线，逼近黄浦江西岸，此阵线被突破，他再扼守罗店、大场、蕴藻浜之线，距原阵地仍不过五之十公里。他从未作敌方可能使用之兵力及进攻目标之判断，本军防守期间之预计，全面反攻计划，次一步之战略防御，和总预备队之区处与控制。从日记文字看去，这一切均未经考虑。

淞沪之败在于蒋介石不知兵？

淞沪之攻防战损害过重，非中国可能担负，南京应早放弃，而不应作装饰门面之防守，此等错误日后为政敌用以攻击蒋介石之口实。史迪威及李宗仁均以此等等差池与过失，作为蒋介石不知兵之明证。

即是同情于蒋氏之读者，至此亦难为之解说，他不是已经说过对付日本不能孤注一掷，应当有第二线及第三线等阵地？他不是已经说过长期抗战越久越是有利？何以他自己不顾前言，作不较厉害的牺牲，招致无从整补的损失，并且以“维持一时体面”构成作战之用意之一，因不避虚名而就实害？

当时蒋介石日记即已隐若的说出此情节，有如淞沪抗战将近尾声时，日记中有此段：“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逆料，但统一局面必可因益见巩固。”(1937年10月31日)此与我们所说，因着抗战蒋介石替新中国制造一个高层机构之说法，至为接近。

用此眼光倒看回去，我们可以认清1937年之所谓国军，非似其他国家之陆军，亦不似于对方日本之陆军内中常备役、后备役、预备役之人员器材全可以互相对调。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亦已说起，当卢案发生时，他奉蒋电邀往南京协商，兹后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然则彼等成行之前，仍有四川之刘湘及云南之龙云劝阻，他们以为蒋介石必乘抗敌之名拘留李白，攫得广西，并及川滇。可见得内部缺乏团结及统一之情形由来已久。

1937：中央与地方之复杂关系

蒋介石如何能诱致各地方领袖参加他主持的抗战？日记内无确切之说明。但其行动则极显然，最先只有将“嫡系”部队不惜牺牲的投入战场，包括德式装备各师及机械化部队已是如此，此外教导总队原为筹备新军而设，数千人全部新式装备，而且其人员经过极严格之遴选，所有士兵身材限于一定之长度，全总队经过严格训练，以便为示范及储备为下士官之用，并为来日各军师标准化之基础。此时以毫无留恋，立即耗用于淞沪及南京战场，以后始终无法恢复。我曾在各地说及，蒋之主持抗战，“空城计”之姿态有之，“苦肉计”之姿态有之。

初期抗战无争胜之可能，但对于鼓舞人心则收效极大。郭廷以摘录国民政府迁都宣言文句，“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等语(1937年11月20日)为“所说毫不夸张”。这种精神不因南京失陷而减杀。台儿庄战役(1938年4月)的过程中，云南部队蜂拥上前，企图以密集队形捕捉敌军战车，四川部队因军纪不佳而两个战区拒绝收纳，自惭形秽。这情景已与当初刘湘与龙云企图劝阻李白的疑忌，有了一日千里的距离。

根本缺陷：国家与社会无从动员

蒋在各省抽调部队，以个人磋商激劝之方式行之，已如上述。其所发津贴各出不同，各部队到沪日期及沿途所需交通工具，则按路途远近及与中央之关系，分别责成交通部(俞飞鹏)、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黄绍竑)及侍从室第一处(钱大钧)就地办理。因皆临时到达，亦无从全盘计划。

淞沪战事紧张之际，蒋曾手书宋子文，以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五万只，其余30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兄可也”(1937年9月24日)。如是许多麻袋有何用场？视其下令日期及指定交纳地点，似为准备填塞泥沙作为巷战之用，然则兹项处置，不由军需军械人员筹办，亦不经参谋设计分配，即由统帅决定，麻袋又不在后方购买向前输送，而在租界内采办，似此种种举措均超过常情。主要原因为缺乏经费预算及交通工具。　(摘自　《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