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流亡藏人”中的“愤青”

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分别出生于1949年和1953年，他们本都生于西藏，如果不是1959年流亡国外，他们也许会有另外一番人生。

作为流亡者，比起他们的上一代，他们更接受西方文化。格桑坚赞10岁时，就和其他一些随父母流亡的儿童被送到瑞士学习。在被灌输“西藏独立”意识的同时，他们也比上一代更懂得如何博取西方的同情。甲日·洛迪青年时自创“流亡藏人”的第一本英文期刊，意在让世界看到“流亡者的斗争”。

上世纪70年代初，达赖流亡国外已有十几年。“流亡藏人”中的一些青年开始出现厌倦和颓废的倾向，眼看“西藏独立”无望，达赖直接授意成立了“西藏青年大会”，为的是培养“西藏独立的接班人”。这给当时像甲日·洛迪这样的“有志”青年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1970，只有21岁的甲日·洛迪成为“藏青会”的创始人之一，5年后就当上了“藏青会”的主席。

“在达赖看来，这些自己培养的人，对达赖本人的意图还是非常了解的，而且，在他看来，这样的人进行接谈不会向中央政府让多少步。”孙宏年说。

今年11月10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所透露的近期接谈情况印证了这一点。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多次接待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一行人，他感慨地说，“从接触商谈开始到现在，每一次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提出来的都是相同的问题。”在历次接谈中，达赖总是试图把一些经过包装的实质为“西藏独立”的东西通过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传递给中央。两位私人代表更像是达赖方面的“传声筒”。遇到一些“重大情况”，还要向总部请示。

模糊的代表身份

按照中央的立场，接谈的对象只能是达赖的私人代表，接谈的内容只能是达赖喇嘛及其周围的人如何放弃分裂立场、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的问题。不过，甲日·洛迪他们虽然身为达赖的“私人代表”，但有时说话的口气又像是在代表根本不为中央所承认的“西藏流亡政府”。比如第9次接谈中，甲日曾提交给中央一份备忘录，竟把“西藏流亡政府是广大藏民的利益和藏人的代表者”这样的话也写了进去。

11月5日结束与中央的第9次接谈后，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马上赶往印度，一般会认为他们肯定要向达赖汇报接谈情况，但6日抵达后，首先和两位私人代表碰面的却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这更加剧了对他们到底在代表谁来接谈的猜测。

实际上，甲日·洛迪和格桑坚赞与“流亡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人都曾在这个非法机构当中担任要职，从而成为达赖集团的骨干。

不过话说回来，“西藏流亡政府”的顶端仍然是达赖喇嘛，以至有分析人士干脆将此现象称之为“唱双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