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将会失去中国特色，也会因为太西方化而受到国人的批评；但完全用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国际社会往往不容易准确、全面理解中国的本意，致使我们想当然是好的提法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比如“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人家侧重“崛起”；“科学发展观”翻译为“ScientificDevelopment”，而在西方词汇中，科学与宗教、技术相对，与我们强调的“正确的、合适的发展观”相去甚远。

强国家弱社会模式难以改变

公共外交一般是以政府出面针对外国民众，其潜在逻辑是该国政府以成熟的公民社会为支撑。但是，毕竟公共外交是要去赢得国外人心，因此政府不能包办，而应隐化角色，以本国公民社会出面，与外国公民社会“对等接触”，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中国公共外交的困境是，不仅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导致西方媒体动辄将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贴上“民族主义”的负面标签，把黑客说成为中国政府所为，而且政府诚信也为西方所误解。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华偏见，往往促使西方民众把与中国的观念分歧和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化，并很随便地怪罪于中国政府或政治体制，轻易与人权、自由挂钩。即便公民社会之间，也因为国内民众对中国国力的看法与国外存在很大反差，存在巨大的裂痕和“代沟”。

发展阶段与发展目标难免与外界形成反差

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发展势头迥异。外国民众常常读到的是中国的利好消息，与本国的悲观资讯形成鲜明反差。如果所有人都在“防御”，你再“韬光养晦”，一定会被认定为“强硬”。中国在势头上，逐步在分担以往属于美国的矛盾焦点，加上中国尚未准备好在世界聚光灯下的表现，外界对中国的怨恨不断增多，且与传统的体制、文化“独特”地纠缠在一起，双方都觉憋屈。

不仅是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目标也与西方发达国家迥异。比如，我们追求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而欧洲推崇“后现代”与“民族自决”，双方围绕西藏问题的误解就是因此产生的。

建议与警醒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中国外交需要超越政府对政府的传统外交模式，思考如何赢得“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的思想和民心。为此，需要避免以下错误认识或行为。

误以为国际形象与国力成正比

通常认为国家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尊重你；认定身正则影不歪，酒香不怕巷子深，敏于行而讷于言。潜意识里认为，现在我们是将强未强的阶段，为争取战略机遇期，再熬一熬，便会扬眉吐气。基于这种意识，为使“政治上更有影响力”，便采取政府包办公共外交的做法，依赖驻外使领馆做当地国家民众工作，且往往习惯做熟悉人的工作，疏远反对派。外交理念是对上级负责，甚至做给国内看，不从事基础的市场调查，或不敢外包给专业公司操作，这样就只能培育出公关、救火式的公共外交了。

机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

以制造业思维理解“经济上更有竞争力”，欠缺服务业思维，即从适合消费群体的差异性出发，打造国家品牌；甚至将贸易纠纷政治化，动辄称对方“对中国崛起不适应”，将国际负面舆论归结为嫉妒、挑刺儿；以斗争思维搞外交，不承认西方对中国的批评中也有“过来人”的苦口婆心。

发展战略中的文化战略不完善

以孔子学院为主打品牌的文化外交，基本上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