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宗教情怀，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争取实现本民族利益与世界最广大民族的最根本利益的完美结合。

中国公共外交的三重使命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描绘了中国的三重身份：“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及“世界之中国”。在当今世界，从经济方面，中国已全球化，成为地地道道的“世界之中国”，剩下的就是体制和文化两大方面。这也就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最大挑战，即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民众，对中国体制和文化的认同与理解。

这就要求中国依次要实现政策透明、战略透明和意图透明。要实现这三点，中国公共外交相应地亟需回答好以下三个根本问题。

中国如何发展？

在中国游离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期间，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命是讲清楚“中国是谁”；改革开放后则侧重于阐明“中国如何发展”。换言之，中国公共外交使命从冷战时期“井水不犯河水”的要求，到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和而不同”的境界，目的为实现“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旨在说服国际社会，中国会在和平的环境下、以和平手段、为和平的宗旨而崛起。相较于“和平的”“和平地”而言，“为和平”崛起最难令人信服。这就表明，中国公共外交的长期任务是用国际通用语言准确地告诉世界，中国在崛起后怎么使用她崛起的权力，以及这种增长的权力对世界的和平与福祉意味着什么。中国和平崛起侧重结果，外界侧重过程，导致崛起过程中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差异。消除这种差距，关键是让外界信服，中国崛起不仅必然、自然而且必需。从底层标准说，中国不崛起才是对世界的威胁；从中层目标而言，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崛起的权力；从高层目标追求讲，让国际社会享受崛起的中国权力，从心底里认为中国崛起恰恰是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必需的。

中国向何处去？

英国左派学者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所谓的“中国统治世界”，宣扬中国体制、文化与西方的截然不同，且要取而代之，支配世界。言下之意，是警醒西方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形发生，是明着忽悠中国、暗藏鲜明“中国威胁论”逻辑的言论。随着成为世界经济的“老二”，中国似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谷歌事件”预示西方通过接触政策实现中国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从政府开放到公民开放的希望落空。如何向西方社会证明，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有形的差异其实微不足道，大家都在吃饭这一事实才是最根本的——我们也没有因为用筷子吃饭而证明自己更爱好和平，西方就不应该以自己的政治模式否定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这就要求我们说服外国民众去超越政府、超越体制，实现人性回归和文化本位，树立“中国模式”与人类其他发展模式殊途同归的信念。对后崛起时代的中国，“殊途同归”应该逐渐取代“和而不同”，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追求目标。

中国追求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实力与意图是西方观察他国行为的关键变量。随着中国崛起为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界大国，明确表明中国追求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自己如何承担世界责任，便显得十分紧迫。这就要求我们阐明中国所提倡的多极世界与历史上易引发战争的多极世界有何本质不同，并将和谐世界理念系统化、政策化、普世化。

回答好以上三个根本问题，便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三大使命。为此，必须真正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以“无欲则刚”抵消西方公共外交的“急功近利”；以“上善若水”理念超越西方外交手段的“潜移默化”；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信念超越西方的“民主输出”。以“大同世界”理念化解“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世界”之间的矛盾，达到“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这种水乳交融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