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国青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再加上缺乏交流和相互了解不够，美国对中国存在许多误解。在工作初期，在积累了工作经验然受阅历、对美国的了解程度、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以及英语水平的限制，我没有能力用深奥的理论、渊博的知识和非常地道的英语来与美国青年政治领袖们进行深入交流，但我非常珍惜每次接触和交流的机会，通过热情周到的服务，以朴实和诚实的态度，尽自己所能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展现中国青年健康、大方和愿意与世界增进了解、建立友谊的精神面貌，达到交流和传递信息的目的。

在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不论是以翻译还是陪同的身份，我借助日渐娴熟的英语能力，结合自己的经历向美国青年朋友介绍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变化，让美国青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从真诚，到友情，再到理解

在我结交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塔特怀勒（M a r g a r e tTutweiler）。1982年她首次访华时，已经在白宫工作。访华前，她对中国的了解完全来自美国的媒体，而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有很深的成见，特别是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深刻的消极印象。的确，在我国文革时期，中美对立，而当中国彻底否定文革并发布正式文件的时候，中美关系正处于建交前后，大部分美国人甚至一点都没有察觉到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所发生的变化，更谈不上对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带来的变化的认识。塔特怀勒小姐就以为：“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伤害，中国政府仍然在伤害人民。”当塔特怀勒小姐随代表团到了访问的最后一站（广州）并参观著名学府中山大学时，通过结识接待代表团的校方负责人，她为能看到在美国接受过教育、对美国友好、热爱自己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感到欣慰和敬佩。这位校方负责人就是我父亲，他时任分管外事的副校长。他向客人介绍学校和中国教育发展情况时，结合亲身经历，应询就文革等问题进行了现身说法，表现出在经历了文革的痛苦和不公的待遇后仍然对祖国抱有激情和希望的乐观态度，使对中国缺乏了解的美国青年政治家们，特别是塔特怀勒深受感动。

打那以后，我们结下了友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嘛。虽然我们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趋同，但她从此关注中国的事务。1984年4月，塔特怀勒小姐作为助手随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访华。虽然访问日程安排得很满，但她仍通过接待人员与我联系，邀请我去她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小叙。她讲的最多的是1982年第一次访华的经历，并表示那是她最愉快的一次学习经历，她恨不得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我把中国的发展和变化都告诉她。

1984年6月，当我第一次走出国门、随青联代表团访问美国时，塔特怀勒小姐给予了我特殊的款待，单独邀请我到白宫用早餐。当时我在代表团名单上排在最后一位，按官本位原则，这种待遇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我头上的。

后来我多次访问美国时，塔特怀勒小姐还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小叙，安排我与时任美国财长贝克(James Baker)见面，到她在财政部的办公室参观等等。

在与塔特怀勒小姐的多年交往中，我父亲的真诚使我们之间建立起友情。在朋友的交往中，我们相互向对方介绍本国的情况和政策，做到了相互理解。这是人际交往型公共外交的基础和保证。

从学习到认同

另一方面，我在陪同美国访华团的经历中，增加了对美国的了解，特别是来自市场经济背景的他们，表现出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初见端倪的市场经济的认同，使我大长见识。

1982年，我第一次陪同美国访华代表团在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博物馆附近有不少陕西农民妇女，她们手里拿着自己绣制的、具有典型中国风土人情特点的小花袄、小动物、装饰物等东西，一见到洋人就一拥而上，嘴里喊着“万多拉”（One dollar，一美元）、“吐多拉”(two dollar，两美元)、“奇普”(cheap，便宜)等明显带着汉语注音痕迹的英文，向客人推销商品。说实话，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情形对国人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也感到不习惯，觉得这是对客人的不礼貌，还试图阻挡她们接近客人。可是，这些美国青年却兴奋不已，他们与农民妇女们讨价还价，买下了自己心爱的商品，有的干脆就把刚买的帽子戴在头上，把小花马甲穿在身上，多数人把物美价廉的纪念品留作送亲朋好友的圣诞礼物。看到我诧异的神情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这就是市场经济！这些农村妇女有经济头脑，她们是企业家，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

通过交流，我们不仅相互学习，彼此之间亦建立起了信任和友情。最有意思的是，青理会访华团成员均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组成，他们经常按美国的民主方式进行辩论或讨论。可是，当出现就安排某项活动请他们通过民主方式讨论却无果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说：“夏，你决定吧。美式的民主还需要用中国式的集中才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