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针对农村养老问题,本报记者分别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听取他们剖析中国农村养老现状,追溯农村养老制度,并给予务实的建议。
“一个国家不可能是在财政多到没地方花的时候,再去搞农村养老保险。”——刘从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
“中央财政一定要拿钱,现在我们的税收,中央拿了大头,那么就该有财权和事权的统一。”——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农民有土地就可以养老了,政府可以不管。但中国人多地少,很多地方的土地收益又非常低,不能承担保障功能。”——吕学静首都经贸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
“自古确实有养儿防老的观念,但那是跟农耕文化相适应的。到了今天,仅靠家庭养老是不行的。”——唐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老龄化的不良后果落在农村
新京报:农民的养老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应该如何看待农村养老问题的紧迫性?
唐钧(以下简称“唐”):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老龄化的不良后果又会落在农村,这就迫切需要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会落在农村?
唐: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社会,二元结构导致很多农村的年轻人进入城市,充实了那里的劳动力。所以,城市相对感觉到的老龄化带去的压力比较小。但农村就不同了,大量年轻人外流,老年人的养老、经济来源、服务料理、情感慰藉都成问题。
新京报:能否用数字来说明老龄化给农村养老带来的压力?
杨团(以下简称“杨”):先说全国的老龄化,一是老龄人口规模巨大,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53亿,其中农村超过1亿;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由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用了27年。
至于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而且农村的贫困老人也多于城市,是城市的3倍。
土地养老和养儿防老已渐失意义
新京报:农民都是有土地的,这不能承担养老保障功能吗?
刘从龙(以下简称“刘”):这儿有几个问题,首先是土地的产出比例在下降,1978年农民收入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占到91.5%,1998年下降到57.2%,现在个别地区已经下降到1/3以下。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土地产权是不完全的产权,集体所有,不能像德国那样,农民老了可把土地让下一代继承而从政府那里拿到一笔养老金。
吕学静(以下简称“吕”):这实际上有个认识问题,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农民有土地就可以养老了,政府可以不管。但中国人多地少,平均一人才一亩多地,很多地方的土地收益又非常低,不能承担保障功能。
现在允许土地流转了,但流转出去以后,如果社会保险跟不上,农民养老的钱还是解决不了。
新京报:大多数老人都有子女,“养儿防老”的观念自古有之,不能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吗?
唐:自古确实有“养儿防老”的观念,但那是跟农耕文化相适应的。
农耕社会,人口不轻易流动,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但现在,人是要远游的,难以在身边照顾父母,孝道文化的经济基础不一样了。
所以说,到了今天,仅靠家庭养老是不行的。
刘:家庭养老还因子女数量减少、家庭小型化而弱化,1980年到2000年,农村平均家庭规模由5.54人减少到3.65人,这都会使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
农民曾在养老保险制度之外
新京报:农村的养老问题该如何解决?
刘:应该有养老保险制度,除了土地和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之外,我国大多数地方的集体经济已经“空壳化”,集体的扶持力量在减弱。
而且,随着农民的生产、生活与市场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新的经济基础也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后就有过保险条例,当时对农村的养老保险是怎么规定的?
吕: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只是针对城镇职工,农民没有享受到。
杨:这与体制有关,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给工人发工资,也给工人发退休金。
对农民的管理是由公社、合作社来行使,但农民都是分散的小农户,收入不稳定,不能像工人那样去缴纳养老保险,也就没法提取养老金,最终只能是各家提取各家的积蓄,包括劳力,一代一代地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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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黄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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