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１月１１日电（记者蔡敏、朱青）“８０后”曾经是中国社会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娇生惯养群体的专称。然而时间迈入２０１０年，这批当年的“小皇帝”“小公主”不知不觉中开始步入三十岁。工作被迫不断跳槽、房价高的望尘莫及、感情生活飘忽不定……当年无忧无虑的一代在压力和争议中面对“而立”。

中国古语说：“三十而立”。三十岁，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应该是成家立业、有所作为的年龄。不过，在安徽合肥市某电子产品企业工作的８０后青年刘俊君坦言，无论是工作还是婚姻，自己仍然是“飘”着的。

在上海闯荡３年，多次跳槽的刘俊君忍受不了离乡背井的滋味，回到了家乡安徽。在省城合肥为了使自己尽快有家的感觉，他在父母支持首付款的情况下，买下了一套百余平方米的房子。

“没装修，就自己一个人住。因为房子真的能给人带来生活上的安全感。”刘俊君说。

凭借自己工科的专业素质，刘俊君在眼下这家企业里工作还算顺利。“技术上没有问题，毕竟学以致用，但因为要月供住房还是觉得很累。”他说。

刘俊君每个月都要去银行还按揭贷款，“再加上应酬，吃饭，其实也存不下什么钱。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谈恋爱。娶妻、生子哪一样都需要钱，我们现在还承担不起。”他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一系列新政陆续出台，包括：１９８０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大学扩招，从免费读到收费制、从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各类大中专毕业生从包分配到自主择业；住房从单位分配到走向商品化等等。在物质丰富中长大的８０后，享受着这些改革的成果，同时也经受着改革带来的考验。

在宁波市中科院下属研究所工作的胡楠出生于１９８１年，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典型的乖乖女。从小到大一直像那一代独生子女一样，按部就班地按照父母的安排生活。研究生毕业后，她没有选择留在上海，而是到了离家更远的宁波，从事一份与自己的专业并无关系的研究所文秘工作。

新工作给胡楠带来很大压力，什么都要重头学起。“在别人眼中，我是高学历高龄‘剩女’。在宁波，我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房，没有男朋友。”她说。

刘俊君认为，在现代中国，要求８０后三十而立有点早了。“我们这代人心理年龄成熟比较晚，包括我每次回家还是觉得在父母面前是小孩。工作的事我会尽力做好，但是想到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还是觉得有点怕。”

“３０岁对我来说，不算是个门槛。现在大家读研、读博，从学校出来也越来越晚，我们这批重新回到学校充电再出来的，心理成熟也相对较晚些。我认为，一切还早，来得及。”胡楠说。

安徽省社会学家王开玉认为，现实中８０后“三十难立”，有时代背景，也有个人原因。他说，８０后要从前辈身上汲取敬业、勤俭、上进等优良传统，“有房有车成家”并不一定就是“立”的标准，关键是树立起自信心，有责任感，勇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