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打黑除恶注定要打持久战。图为2005年8月10日，河南开封举行打黑除恶公捕大会，13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入现场。
黑帮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表面上看是黑帮老大和保护伞十恶不赦，但究其根本是整个社会病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重庆打黑的势头似乎正在向中国的其他省市扩大。近日，浙江公安厅长王辉忠在浙江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上直言，打击“保护伞”的力度还不够。“涉案人员没有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跟犯罪规律是不吻合的，没有‘保护伞’，黑社会组织不可能长时间生存。”
公安部网站的消息让“扩大化”的猜测更接近于真实——自2006年中央部署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来，已经有296起涉黑案件陆续被联合挂牌督办。截至2009年4月，196名涉黑组织头目被跨省异地关押，有力震慑了黑恶犯罪。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团伙1.3万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名。
中共建政后，旧中国的黑帮逐渐消失，却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黑帮主要还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可到了2000年以后，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谁开了一路绿灯
两轮“打黑”，越打越黑，原来是“保护伞”在不断壮大
1999年11月4日，一位名叫周建国的人在狱中亲笔写下“忏悔书”:“我深深感到错误和罪行之严重，主要原因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没有改造好，拜金主义思想严重，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品格。”
周是原浙江省温岭市(县级市)市长。为帮助张畏等涉黑团伙，他转借出数亿元计的财政资金，自己从中收受巨额贿赂。张畏只是一个木匠出身，无资产，无文才，因得到周建国和温岭市公安局长杨卫中的支持，张不仅在当地欺行霸市，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还头戴多顶红帽子:浙江省台州市青联委员、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在张畏家的别墅大门上，甚至挂着一块“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张畏案在2000年12月中旬受审，就在那之前，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吹响了向黑恶势力进攻的号角。这是继1983年“严打”后少见的专项行动。会上，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允许黑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危害社会！”
2003年8月15日，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迎来他最后的覆灭——被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他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藏刀，先后酿成血案30多起，但还是一路绿灯地迅速暴力致富，成为“著名私营企业家”，经查背后有数名高官撑腰: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
煤炭大省山西的官黑勾结比东北更甚。2001年6月9日，山西省高平市以宋魁祥为首的43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绰号“黑猪”的宋魁祥出身贫寒，短短几年，靠着晋城市委组织部部长宋喜来等人的帮助，成了拥有数千万元资金、数个企业的名倾山西高平的“企业家”。
2006年2月以来的第二轮打黑，山西亦毫不手软——共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204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16个，恶势力团伙188个，有205名官员因充当“保护伞”被捕。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打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从弱到黑的变色
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部分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误入歧途变身为黑帮主角
由于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有的人甚至沦为了恶势力的一部分。在河北省林润良黑恶团伙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在吉林省展文波涉黑案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中，无业者、农民、单位司机等人员占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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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俊
编辑：
霍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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