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快治安上的谨慎防线就被突破了。“直辖前，重庆是一个财政非常困难的城市。以编制最大的公安系统为例，90年代初，重庆有1万多名警察，一年只有200万元经费。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境，重庆开始买卖城市户口，4000元一个人。”这位警察说。重庆于是开始了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他们没有城市谋生需要的技术、资金，没有固定职业和计划，带着一身力气和一根扁担，就盲目进入城市，没有生活着落。为了容纳这些人，不得不开放小旅馆。”市委发展经济的要求，也在挑战重庆公安管理城市的能力。“在市委领导的要求下，最先放开的是跳舞，歌厅和舞厅也开始兴起。市里面还要求公安局为了经济发展，放松盘查尺度，五星级和四星级宾馆都不查了。”这位警察说。

此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十余年，中国的民间消费沿着吃、穿、家电、出行这个链条转移，民间财富的增长路径也循着消费点的转移而变化。90年代初，摩托车行业迎来了春天，“一直到1997年前，摩托车行业都供不应求，重庆刚好抓住了这个消费爆发点。”重庆现代摩托车研究所所长向精华告诉本刊，“重庆有不少兵工厂，转型生产摩托车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摩托车产业的特点是，每辆车需要上千个零部件，但生产每种零件所需要的资金不大，要求的技术水平也很低，这带动了大批民营零件企业的生长。”这些在摩托车产业的各个价值点上获得财富的人们，成为重庆民间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他们勤劳，但文化素质不高，对于钱财的迅速累积并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什么理想。突然获得的大量财富，一方面用于机械地重复生产，扩大产能，另一方面就用于物质享受。当时的‘摩帮’聚会就像是名牌展览的时尚大会。”向精华说。

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是国内第一批研究黑社会的学者，他告诉本刊记者，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大量城市贫民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的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90年代初的重庆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文强在这个背景下来到重庆。刚到一个更高层级的权力系统，文强显得很恭敬，他称呼局里的老领导为“老人家”，并在警力不足、案件多发的情况下，表现出了自己在刑侦方面的才华。汪力参加过一次文强主持的刑侦方面的讨论会，感觉他谈业务时“说话简洁，显得很自信”。据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文德搞敌情出身，懂侦查业务。他也认可文强“肯钻研，分析案情能说到点子上”。刚到重庆两年，文强领导的刑侦队伍破获了两起全国闻名的大案:1992年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一位老警察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90年代，重庆的刑侦力量在全国排前几位，丝毫不逊色于广东等大城市。

但文强酒后滋事的事情又再次发生。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一次在渝中区喝酒，文强大醉，和渝中区的一位领导在酒桌上打起来了。市局局长让机要秘书把文强叫来训话，局长办公室在三楼，他走到楼下大厅就睡着了。

除了嗜酒，文强还表现出和黑社会打成一片的江湖气。王平、王渝南被认为是解放后重庆第一代黑社会的代表。在汪力的研究里，“二王”还属于黑社会最低级的阶段:“他们只能从地下赌场、放高利贷等明显违法的行业中获取收入，没有经济社会中合法的实体公司。”文强和王平交往甚密，坊间广为传播的一个事例是:他高调参加了王平女儿的生日宴会。一位熟悉文强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搞刑侦的人和黑社会交往的情况有两类，一是从工作出发，回到工作，同流但不合污。另一类是从工作出发，慢慢以无原则对原则，然后将这种交往变为牟利的工具。文强属于后者。”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此后在警方严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离重庆。2001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当时文强被公安部找去谈话，讯问他和王平的关系，文强的解释是培养“特情”。

仕途搁浅

1997年，重庆直辖。文强面临着来到市局后第一次重要的晋升机会。市公安局的老领导退休，市长王鸿举正在考虑新的常务副局长人选，文强显然是这个职位最有力的竞争者:他在公安局的资历比较深，而且还拥有相当于硕士的学历。一位曾经为重庆公安局领导上过课的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公安系统的领导学历偏低，尤其是刑侦人才，多为勇夫型。他授课的对象，学历以初、高中为主。文强于1972年毕业于泸州警察学校，只是中专学历，但上世纪90年代初，文强尚在巴县任职时，曾在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两年，主修公共关系。这让他拥有了在重庆同级公安官员中的最高学历。

但文强张扬的性格没有在系统内部获得支持。一位做过多年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经验是，常务副局长应该让没有野心的人来做，和一把手之间才能搭配好。”从这个角度看，文强显然表现出了太强烈的上进心。“他爱吹嘘和公安部或者某位领导的关系，被同事认为是‘浮上水’、‘爱攀附’。”刑侦工作依靠团队，但文强在和同事的分功上，一直没有处理漂亮。最受非议的是张君案。此案动用众多人力，但张君抓获后，文强在电视上频频露面，接受采访时主要讲自己在破案中的作为，在公安系统内引起很多不满，一位老领导也当面说他:“5年多才破，有什么好得意的。”张君被抓获的一个重要起因是湖南公安先发现线索，提供给重庆。但最后公安部嘉奖的时候，文强被记一等功，湖南方面却颗粒无收。后来重庆市局一位老领导去湖南开会，湖南刑侦方面的人当面表示不满，称文强“是个政治流氓”。

因此，当市长王鸿举向一些老同志征求常务副局长的人选意见，一个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文强，另一个是分管治安的副局长陈焕奎，得到的反馈是:陈焕奎更合乎众望。1997年，陈焕奎出任常务副局长。

关于“文强涉黑”的说法，已经在民间和官员层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也开始出现。市纪委曾接到一封来自重庆某医院的匿名检举信，信中称，一位和文强关系亲密的女性去医院做检查，被查出有某种性病，这位女性当时就在医院大骂是文强害了她。另一个接近文强的人告诉本刊记者，重庆一名在工作上颇有建树的女警察，曾经反映“文强霸占了我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