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资分开、强化政府的监管和供水服务责任、引入竞争、真实地披露企业信息，实为解决问题的根本。

正确协调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关系，清晰划分政府与企业责任体系，则是水价调整的关键。

法制网记者 廉颖婷

“绝对不可能”。兰州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威立雅)有关人士用五个字，来回应媒体的报道。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有一份内参递到国务院有关领导案前，其中提到，兰州威立雅以停水要挟地方政府涨水价。”

9月8日，兰州威立雅接受《法制日报周末》采访时，首度针对“外资要挟论”报道作出回应。

而由“兰州模式”引发的水务市场改革的争论，又将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及角色定位，推至表面。这其中的其复杂性远超过涨价本身。

首度回应媒体报道

“近日，个别媒体由于不了解合资企业真实的运营状况，所做的没有客观依据的报道，危言‘外资要挟政府涨价’，无论从国情、企业理念、职业道德来讲，这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希望各界客观真实地看待中国公用企业，在实行公用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所做的大量积极探索性工作，支持和理解公用行业走出一条提升城市供水水平，满足人民用水需求，公用行业充满活力的发展之路。”

针对30年经营到期的回报率，这位人士也作出了回应。

“在水价问题上，城市供水水价是由政府调控和决策的。在合资合同中，兰州市政府并没有向外方承诺投资的固定回报率和水价周期性上调。因此，政府完全能够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供水企业发展现状、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合理的水价方案。”

“对30年经营期限到期后，固定资产的返还的约定，也有严格的规定。完全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也与通行的国际惯例相一致。”

被妖魔化的外资水企业

外资水务企业在为中国供水市场带来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水务公共设施安全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一系列资产溢价收购的出现，使外资水务企业背上了“外资推高水价”的名声。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根据调研分析后认为，目前外资水务企业在中国供水市场中的份额约在4%左右；水价并没有因为社会企业(包括外资企业)进入供水市场，而对当地的水价调整造成明显的影响。

因此，“不要妖魔化外资水务。”傅涛说。

再来看法国威立雅水务(黄河)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威立雅)进入兰州的情况。

2007年11月，兰州威利亚取得了兰州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权，成为该市第一家取得特许经营的市政公用企业。

其中，国有控股55%，由中方出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市国资委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权。因此，“能够有效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公用行业社会服务的性质也没有变。”

上述兰州威立雅人士强调，兰州市政府国资委与法国威立雅水务(黄河)投资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合资经营合同，经过了兰州市、甘肃省、国家商务部等有关主管部门的严格审核。

“兰州威立雅水务集团自2007年正式合资经营两年来，目前双方合作良好，企业发展呈现出良性健康的发展趋势。”

供水改革不能免除政府供水服务责任

一位在兰州市政领域工作多年的人士向记者坦言，由于政府的投资缺位，将所有供水设施的投资成本全部推进了价格，从而造成过大的价格压力。

同时，通过供水资产溢价转让，部分城市的国资部门从供水行业中抽离资本的现象并不鲜见。

一些“市县政府甚至用行政高压的方式，逼迫供水企业为其政绩工程投资”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而这些投资均是企业自行贷款，并“进入企业成本”。

政府应承担相应的公益性的投资责任被弱化，而社会投资又难当投资重任。

所有投资成本都由企业自身承担，水价上涨自然难免。

“作为公共服务的供水服务需要政府投资，尤其是地方财政的投资，政府是公共服务当然的投资主体。中央政府需要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城市供水领域的沉淀性资产部分给予补助性投资，提高供水服务设施的水平。”傅涛说。

同时，水价要由消费者合理担负，而并不是完全由消费者平均担负。傅涛认为，政府有它的投资责任，要由财政列支部分来支持基础行业投资以体现它的公益性，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从社会保障角度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用水，降低他们的支付压力。

“无论任何形式的供水改革，不能免除政府的供水服务责任。”上述市政人员表示。

掺杂多种因素的水价

“低价低质”已成为全国供水行业的普遍问题。

“但是水质压力不能成为调价的理由，价格管理办法只承认成本和收益，因此每次调价，供水企业必须拿成本说事，而成本的不公开和公众的不信任，约束了成本在调价中的作用。”

政府、企业、公众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水价的调整持不同的观点，理顺三者关系一直是价格管理中的难题。

傅涛认为，水价可以称为中国最为复杂的价格。这种复杂在于它不仅是政府定价，而且是地方政府定价，是政府根据多种因素的综合定价。

因此，水价虽然在居民支付比例中所占很小，却往往掺杂了过多的政府政策性因素，水价调节手段在多种层次被滥用，政治事件、人事安排、物价指数、引资政策以及许多灰色的因素，都能够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水价调整。因而城市供水价格的形成机制大都背离了成本基础。

公用事业改革专家赵旭认为，现在提出的涨价原因，无非是两类，一是企业成本上升导致亏损，二是将提高价格作为引导节约用水的经济激励手段。

对于第一类原因，必须要将企业的真实成本向社会公开。涨价就有了依据，就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形是，申请调价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国有)都以商业秘密为理由拒绝公开详细的成本数据。这就难免让老百姓怀疑企业是否真的亏损，亏损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亏损程度有多大，老百姓对调价自然就不会支持。

平心而论，近年来的确有很多引起成本上升的因素，如城市化要求能力管网扩建，农村发展要求城市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等等。但问题是，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导致亏损的原因，比如，人员配备是否合理，工资福利是否过高，管理有无漏洞，成本有无虚增，等等。

对于第二类原因，应该提高水资源费，而不应当提高与供水公司相对应的水价。也就是说，供水公司不能从中受益。

如果同一次提价中既包含第一类原因也包含第二类原因，也应当将两者各占多少比例说清楚。其中第一类仍然要公开相应的成本信息，第二类的收入应当上缴财政而不是归供水公司。

解决之道

目前，在我国推动水业市场化改革的两大动机是:吸引资金；提高水业运营效率，实现水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增加投资仍是政府推动水业改革的核心动机。其次才是对效率的追求。”傅涛说，现阶段中国水务市场的改革大多是以投资和产权为核心，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动机，更多是在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偏离了市场化改革“提高效率”这一根本。

傅涛认为，“这种偏离是水业设施建设巨大的资金缺口造成的。”

同时，由于无法实现产权与经营权的合理剥离，产权改革左右了经营权改革的方向。使得供水行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产权改革。

对于外资进入中国水务市场更深层的争议，是政府应该充当何种角色？

由于供水市场等一系列公用事业改革，实质上是对政府的改革。因此，改革前，政府的角色是公用事业服务的直接提供者；改革后，政府的角色要转换为公用事业服务的保障者。即政、资分开。

赵旭认为，保障者的职责包括:监管；筹资、服务采购与补贴。

因此，政资分开、强化政府的监管和供水服务责任、引入竞争、真实地披露企业信息，实为解决问题的根本。

同时，正确协调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关系，清晰划分政府与企业责任体系，则是水价调整的关键。

当然，傅涛并不否认，我国水务市场改革的目标逐渐开始向“提高效率”转变:现在开始注重监管，重视运营和服务水平，关注公众利益和安全。

赵旭也认为，水务市场的改革“基本上是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