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执行难已经成为笼罩司法权威的最大阴影，到了每年全国“两会”，这个问题则体现在近500名企业主的投票意向中，成为最高法院报告是否高票通过的巨大威胁。

■还有相当一部分反对票出于对某些司法机关人员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反感。而投弃权票的代表更多地是表达对司法问题的无奈，以及对体制改革的热望。

相较去年，今年的两院报告反对票与弃权票总数均有所增加。

最高法院工作报告赞成2172票，反对519票，弃权192票；最高检工作报告赞成2210票，反对505票，弃权162票。

是哪些群体，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投下了反对票？

因个案问题引来的反对票

迟夙生当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表决两高报告按下表决器之前，当年代理过的案件都会在脑海里过一遍。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两会”期间，手头代理的一起违法拆迁案，让她在表决时坚决地按下反对:

拆迁户从沈阳来到黑龙江，几经周折找到她，到了法院，不给立案；她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程序，结果，案立上了，一审却判强制拆迁方胜诉。“你说我怎么可能投赞成票呢？”迟夙生说，这么多年，她想不起来哪年投了赞成票，记忆中多是反对。

她透露，在她的影响下，周围几个代表也对两高报告投了反对票。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本届人大11位律师代表中，今年投反对票的不只迟夙生一人。

因个案感到司法存在问题而投反对票的，当然远不只律师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的日常工作中，接触最多的就是各种涉法上访得不到答复的案件。他们对司法现实也深有体会，投起反对票来，毫不含糊。

香港代表朱幼麟曾坦率地说，当他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听两高领导作报告时，很自然地就想起过去协助解决案件时所遇到的困难。其中包括在内地打某些官司实际上是打关系；某地法院不让他旁听庭审，他只好写信给院长，好不容易让他进去了，法官却宣布延期审理。朱幼麟说，一想到这些，他决意要对两高报告投反对票。

据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陈舒分析，个案遭遇不公或者其他困难是代表投反对票的最主要因素。

这部分票也是最变动不居最难争取的。某中级法院院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个案不公的具体情形非常复杂，可能是超审限，也可能有人打招呼，或者该立案没立、任意逮捕超期羁押等等，只能通过加强监督，尽可能安排人手，做到代表转来的，每案必复。

令法院头痛的“铁票”

有人分析，在所有代表界别中，来自商业机构的代表，对两高报告的反对意见可能最为集中。

“中国的企业多数都会惹官司，不管作为原告还是被告。”该分析人士称，如果赢了官司，很有可能要不回钱；输了官司，会怀疑背后有黑幕。这种说法得到了法院内部人士的认同。有最高法院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民事官司，不论原告不管输赢，都很难对法院满意。这部分反对票也是他们最为头疼的，被视为“铁票”。

对比其他代表，企业负责人对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有切身体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王为强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到，去年涉及工商银行的案件胜诉执行率仅有35.6%，这与最高法院报告中提到的去年所有案件执结率87.15%，差距不小。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曾在“两会”上建议，法院应该提高案件的执行力度，他透露，有一年建行官司的胜诉率达到了97%。但其中只有30%得到了执行。

王为强建议，要尽快研究制定《强制执行法》，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独立性，提高执行的成功率。

持续呼吁制定强制执行法的，除了企业界人士，就是省高院院长群体。黑龙江省高院院长徐衍东、北京市高院院长秦正安、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从北到南、从十届人大到本届人大，都在交同样的议案。执行难已经成为笼罩司法权威的最大阴影，到了每年全国“两会”，这个问题则体现在近500名企业主的投票意向中，成为最高法院报告是否通过、是否高票通过的巨大威胁。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三位企业代表中，被问到是否投反对票时，一位明确回答投了赞成票，其他两位表示，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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