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应该说在经济处在低谷状态的话，盲目的采取减少雇员的办法的话可能企业是解脱了，但是对社会是一种负担。”

杨瑞龙告诉记者，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政府应该更多的鼓励企业，在适当降薪的条件下，能够雇佣更多的员工，这样可以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进行必要的人才储备，如果公司过多的解雇工人，等到市场一旦转暖，企业重新进入快速发展的时候，那么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杨瑞龙:“所以我们鼓励企业，当他运营困难的时候不要简单的采取解雇工人，可以率先采取什么，适当的限薪、降薪来保持企业的稳定，然后寻找适当的机会，然后能够先进入市场，能够获得市场机会。”

半小时观察:给高管薪酬念念紧箍咒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高管连年暴涨的身价一直是个充满争论的话题。在国内，从2007年开始，高管高薪就引起了人们关注。当年8家A股上市银行披露2006年年报，大家发现8家银行高管年薪都在百万元以上，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以446.18万元年薪居行长之首，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以995万元年薪成为董事长中的首富，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杨志威以561万元年薪，成为年薪超过董事长的最牛董秘。而中国平安掌门人马明哲当年拿到6000万年薪，给大家的眼球带来了巨大刺激。

金融危机爆发，为这场高薪之争火上浇油，人们对本来就充满质疑的高薪打上了更多的问号。有人说，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们却从这滩浑水中摸到了鱼，因为不管市场是赚是赔，他们每年拿到的工资和分红都能高达数千万美元。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对市场过度投机视而不见，甚至为了谋求更高的分红，而不顾风险煽风点火。高管薪酬失控的结果，是扭曲的激励机制造就了扭曲的市场，直至酿成今天的危机，所以华尔街高管们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

对高管高薪的经济学解读，成了美国政府发出限薪令的一条重要依据。然而，我国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制定，迄今为止还没有提出完整的制度设计。即使针对国有企业负责人制定的年薪实施办法，很多时候也还是以行政命令而不是以法规的形式来推行。而对数量范围比国企多得多的股份制企业，更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尤其，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权利不对等的环境下，企业内部监督没有发挥实际效果，高管的薪酬制定实际上就成了几个大股东的自说自话。

业绩降、薪酬降，我们终于对高管薪酬也喊出了紧箍咒。但不要忘了，唐僧的紧箍咒能显灵，还有一个重要装备，就是他给孙悟空戴上的那道金箍。如果我们不能打一道金箍，仅仅靠念念紧箍咒，还是管不住孙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