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勇的话，并非危言耸听，从去年底开始，东航已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界线上，目前世界经济还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国际航线的下降的趋势还没有完全到底，东航如何摆脱当前的生存危机呢？

东方航空股份公司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吴龙学:“但公司还要生存下去，那生存下去来讲主要靠练内功，练内功来讲，对外我们提供服务质量，那对内来讲我怎么样把我该花不该花的钱我控制下来。”

我们知道，航空业是一项高投入产业，买一架飞机就是几亿美元，维护几百个航班日常飞行同样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减薪节省几百万元费用，相对公司的巨大支出，只是九牛一毛，那么减薪以及随之而来的降低成本的举措，到底能给东航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东航就采取了一个叫DOC的燃油技术，通过这种技术的运用，可以确保在运行安全的基础上，使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以最经济合理的速度飞行，从而达到燃油消耗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最佳匹配。

吴龙学:“从去年下半年运营到现在为止，这个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仅这个单位油耗这一项来讲，那么跟以前年度同比要下降10%左右，有的机型还超过了10%。”

不仅仅是大项成本，就是小到一度电，一滴水，一张纸，东航也进行了成本控制，使得全公司的员工树立节省的意识，对于过去大手大脚的管理费成本支出，东航今年更是下了硬指标。

秦亚平:“那么从可控成本这一块，我们是没商量，没道理可讲，砍15%到20%。”

根据东航一月份的统计情况，各个运营单位不仅实现了削减15%的管理费用，而且一些部门还在削减预算的基础上，可控成本又下降了15%左右。

吴龙学:“也就是说这一块来讲，见效还是非常明显的，也就说明公司当时贯彻全员在控制成本这样一个意识已经被广大的员工所接受了。”

除了降低直接的成本支出，如何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市场结构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包括航线网络结构、机型结构、资源结构的调整，也是东航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秦亚平:“还有最根本的一个，怎样优化这个航线网络，怎样实现目前这个人力资源和这个其他资源的合理配置。”

刘灏:“目前是采取了直接减削这些航班的一个投放量，因为整体来说，国内的需求下降要缓于国际的需求下降，把一些运力从国际航线上调配到国内航线上是我们的一个举措之一。”

作为航空公司的特点，是天南地北的飞行，机组人员在很多地方都需要安排交通食宿，每天的支出也非常大，秦亚平给记者算了一笔帐，每天各个分公司有几十架飞机，1000多人需要住上海，那么按照一个人每天500元计算，一年的支出就是近2亿元。

秦亚平:“如果要实现以航线网络的优化，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光这一块的话一年要省很多。”

记者:“具体人力资源这一块能省下多少？”

秦亚平:“9千万，下的指标是9千万。”

专家认为，高管限薪最重要的是要做到高管薪酬透明化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营困局，东方航空采取了尽力压缩成本的止血手段。而这些种种措施，都是以高管降薪为源头。在大家都需要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时候，高管的薪酬到底该不该降？这已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所带来的道德争议也在不断被放大。记者也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杨瑞龙教授认为，不仅仅对金融高管要限薪，对那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高管，以及那些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果他们的薪金脱离了企业的经营业绩，就必须进行必要的限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如果他们的高管薪酬过高的话，也是不利于公司的形象，也是不利于公司的健康发展。”

不过杨瑞龙也认为，限薪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到底限制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很难进行确定的，过高则有失公平，过低则失去了激励作用，引起人才流失，那么在限薪或者是降薪的过程中，又该如何把握呢？

杨瑞龙:“不要简单的采取一种条例的那个颁布，而是要通过公司董事会来对这些公司高管进行限制，从而保证它的公司治理框架是健康的，从而来提高企业竞争力。”

杨瑞龙认为高管限薪最重要的是要做到高管薪酬的透明化，高管的薪酬一定要和绩效相关联，另外一方面，也要对高管的在职消费进行限制，使他们的公费支出也能做到透明化。

杨瑞龙:“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反对它脱离绩效的过高的一种报酬，对一般老百姓、对员工进行伤害，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走向另一个径向，就是搞平均主义。”

记者采访中发现，与国外公司纷纷采取裁员的措施不同，国内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采取了更温和的降低薪筹等办法来应对，对于这样的现象，杨教授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