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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车给我留下，其他你们拿走”。在哀求无效的情况下，河北商贩23岁的崔英杰将切烤肠的刀扎向37岁的城管副队长李强。李不幸成了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8年来因公牺牲第一人。2006年以来，该市城管队员遭遇暴力抗法76起，89人受伤。4月10日上午，因犯故意杀人罪崔英杰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一结果体现了法治的体恤，而李强家属放弃了附带民事赔偿，同样让人读到了包容的情怀。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与城管执法合法性、合理性博弈中具有标本意义的事件，崔英杰的忏悔不知能否唤起权力对于权利的尊重？
1989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界定的人权概念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自由、财产受到尊重的权利。而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没有生存发展权，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均无从谈起。正因此，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城市的由来正是先有市才有城，有了人的生存、市场、交换才有了城市的文明。先有公民的生存权利，并由人民将部分权利让度给城市管理者，才生成了行政权力。城管权力产生的基础和服务的对象正在于公民的权利，在于对公民权利应有的敬畏和基本的保障。
崔英杰案其实质反映的是公民基本生存权的保障问题，是权力与权利的一种冲突和较量。“我没有文化，不懂技术，来北京是想用自己的双手谋生，我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发不了工资，只好摆个摊卖烤肠。”据称，北京市有近30万崔英杰这样的无照游商。脆弱的农业经济、少地甚至失地的现实，逼迫他们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事种种自谋生计的职业。“经济人”本能的驱使，技术含量与成本较低的无照经营，无疑成了进城农民的一个重要选择。
这种自谋生计行为，是保障他们个人及其家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自由设点也好，无照经营也好，作为管理者服务者，理应给予更多的宽容宽谅，扶助扶持和温暖关爱。自当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包括划定范围，减免税费，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境下，允许摆摊设点以方便居民生活。即使违规乱停乱放，也当加以劝说，以理服人。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之所以提供各种场所给市民自由经管，如跳蚤市场、夜市、周末市场等，不仅体现着现代城市管理者的治理智慧，同时正是基于权力对于权利的应有保障。
一个社区，一座城市之所以和谐，宜居，成为公众理想的安居乐业之所在，正在于温情、方便、共生、共谐。然而，我们的城市管理模式定位本身，就存在了先天的缺陷。不仅管理职能单一，而且赋予强制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把管理流动人口，限制公民权利，对妨碍交通和市容者行政执法、处罚作为目标，并赋予了公权天然正义的神圣权威。再加上城市管理者把整齐划一洁静当成了脸面和政绩，助长了管理者对于这一弱势群体的取缔和强制收缴，缺乏将心比心的换位思考，缺乏对公权滥用等于自伤的辩证思维，更缺乏对于任何一个公民生命财产权和生存权利的基本敬畏。
许多年来，城管与无照游商之间的对峙一直在许多城市中上演着，宿怨和仇恨像孪生姐妹一样在城管和小贩之间如影相随。结果，自然催生了一幕幕悲喜剧。所不同的只是，管理者成了因公牺牲的英雄，而被管理者则成了罪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就在李志强牺牲的科贸电子城下，第二天又有新的小贩占据了崔英杰的位置。
在城市的美观与公民的生存、权力和权利的选择中，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亟待认真审视，重新定位。
(作者：刘效仁)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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