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在革命回忆录、革命家自传之类的著述中，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有首创之功。这本书以个人经历和工作关系为线索对党史、国史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性的著述，此后薄一波、胡乔木也写了类似的回忆录，它事实上提供了革命回忆录写作的一种新模式。李维汉资格老地位高且有相当的理论水平，故其著史料丰富，分析细致，已成为研究革命史和党史的重要参考。

1 “先锋”

现在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多次修改过的文本。原来的报告中，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乡间痞子当作贫农的一部分，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先锋。

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的李维汉认为:“农村中确实有一些游民（或称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有革命性，在农运兴起的地方，打先锋的常常包括这样一些人。但是对他们需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中一部分易为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虽然参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对他们进行改造，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李维汉，1986:101）1927年毛在湘区区委以此作报告时，李曾建议他删掉这段话，后来的《毛泽东选集》确实删掉了，但毛并没有改变他的判断。1937年在与海伦·斯诺的谈话中还说:“我们称无田地的农民为农村无产阶级。我们把没有足够土地维持自己生活的贫农看作半无产阶级。”（毛泽东，1996:231）“无产阶级”就是那些没有财产的人。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李的观点显然更为正确。把农村中的痞子列入革命先锋，肯定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地位”及其与生产资料的一定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平出发，从对现存秩序的态度出发。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衡量，上述角色根本不可能充当革命先锋。毛的现实依据在于，产业工人在当时只占总人口比例中的极少数，革命只能依靠那些生活困难又满现状的广大农民，而要在在长期受中庸之道熏陶、满足于饱腹暖体、习惯于委屈求全的农民中发现革命的动力和要求，要想搅动死水一潭、几乎是千年不变的乡土中国，就只能靠毛称颂的那些充满报复和仇杀冲动的“革命先锋”。1926年5月至9月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他就说过“梁山泊宋江等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陈晋，1992:153）言下之意是宋代就有无产阶级了。1927年2月12日，毛参加了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到武汉，更以两句名言“有土皆豪”、“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著称。据张国焘回忆，他曾和毛讨论过这一问题:“我向他说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张国焘，1980:215—216）

矫枉过正之论是当时农村暴力必须的义理支持。这一点，深谙中国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在其作品中有生动表现，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赵树理既不写地主富农的反抗，也不写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却认真揭露由流氓痞子转化而来的农村干部的阴暗面。“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和贫农容易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农民，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赵树理，1990:1438）在冯德英的小说《迎春花》中，担任村妇联主任的是在外面做过妓女的孙俊英；在韩丁的小说《翻身》中，成为长弓村领导的，一个是染了梅毒的雇工，另一个是常常当土匪的人。几十年后，古华在小说《芙蓉镇》中以王疯子的形象再度提示了农民革命的部分真实。

就发动革命的目的来说，毛的判断是有效的，游民暴力符合了“当前实况”，但也彻底破坏了乡土中国的组织结构、价值规范，又未能建设新的农村秩序，除了政治─行政的组织系统之外，革命后的农村实际处于价值真空和民间组织的缺之中。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使得革命成功几十年后人们开始怀疑革命的必要性。

农民如此，工人亦然。1928年，师哲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同学中多为上海工人，“他们的帮会、宗派气息却很浓，这是上海历史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即使在莫斯科，他们中的'老头子’仍在起作用，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行政领导和党组织，左右着工人学员的思想和行动。这个'老头子’名叫奈坚诺夫（不记得中国名字了），年龄不大，却很有手段。他表面上帮助组织工作，事事走在前面，却在暗地里搅浑水，处处掣肘。这一套，完全是对付资本家、统治阶级而练就的本领，却拿来对付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还引以为'光荣’，说明工人阶级不一定就有工人阶级的觉悟。”（师哲，2001:39）

无论如何，“游民”和“老头子”之类的角色毕竟人数有限，他们只是“先锋”而不是主体。作为革命队伍主力的，仍然是那些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其实是被“拉夫”的。比如在抗战初期的太行区，“当时由于强调'大量’，因此出现了彩群众运动的办法发展党员的现象，有的甚至用拉夫式的方式不顾条件地登记党员。结果，使许多不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人混入党内。”刘少奇不得不给省委写信“要反对拉夫主义”。（李雪峰，1998:102—103）要把如此散漫的工农组织成革命大军，非得有强有力的组织控制和纪律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