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金冲及：中共在革命时期曾犯过三次“左倾”错误

在革命时期，我们的党曾经犯过三次“左”倾错误，这对学过党史的人都是常识。但是也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些问题：这三次“左”倾，为什么当一次“左”倾纠正以后，接下来又是一次“左”倾，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当然，这里有主要负责人、有共产国际的原因，但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甚至党员中大多数人是支持的。【详细】

瞿秋白所策划的一系列暴动都先后失败，使革命受到了损失。1928年2月形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所谓的“无间断革命”理论，结从而束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详细】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当时沉浸在幻想的高潮氛围中，为了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他坐镇中央发号施令，不断地颁布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结果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白区党的组织严重削弱。1930年8月中下旬，周恩来、瞿秋白受共产国际委托回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行为，到9月中下旬，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从思想上、组织上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详细】

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

1930年12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王明以反对立三路线与反六届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英雄身份走上了党中央领导岗位，从此开始了中共历史上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1934年的严重失败。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博古在中共“七大”的发言时说：“打击中间党派，打倒一切，拒绝一切同盟者，这在‘九·一八’以后特别尖锐，一直到十九路军事变。在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我们和它订立协定之后，还认为它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派别而反对它，拒绝给以应有援助，使人民政府失败，中央苏区也随之危急” 【详细】

1937年刘少奇谈中国革命：许多同志宁左勿右 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

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在我们中国相反，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时犯“左”倾错误。这中间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详细】

李立三：“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是危险的敌人 必须来一番大规模清肃

1930年8月14日，中共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中指出：“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发现了，社民党所提出的纲领，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根据这种理论，李立三以左倾的目光，把“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看成是中国革命危险的敌人，认为必须来一番大规模的清肃，肃反运动随之在各个根据地展开。【详细】

“左”的认识论根源是以主观和客观相脱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知与行相脱轨为特征。“左”的认识论根源背离唯物论和辩证法，会滑向机械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详细】

上个世纪初，列宁和斯大林就开始用左倾的概念来代指现代无产阶级内部的激进派，因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还比较薄弱，激进派常给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带来非常巨大的损失，因此激进派是极端错误的。为了表示贬义，特在左字上加个引号，而当时的保守派虽然延缓了革命的进程，但并没有给革命带来什么明显损失，因此右字不含贬义，也就无需加上引号。【详细】

列宁在1920年出版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左派”绝大多数都加上引号，但是讲到德国、英国、荷兰的左派时，也有少数场合未加引号。在斯大林著作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情况。例如，在1925年3月27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讲话中说：“如果说高涨时期产生了革命的幻想，使左的危险成为主要危险，那末平静时期则恰恰相反，它会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幻想，使右的危险成为主要危险。可见，在明显指明或批判带引号的“左派”时，也可以省略去引号。 【详细】

“‘左’比右好”的观念不自中共始。1920年，列宁论述道：“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详细】

“左”倾苗头建国初已显现 “老区”用威胁手段强迫农民加入互助组

1952年底，在“老区”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农户、“新区”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农户参加了各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在这一运动中，单干农民受到打击，中农利益受到侵犯，不少地方以强迫命令，一些地方甚至以惩罚、胁迫性手段强迫农民加入互助组。随着运动的发展，互助组也开始被干部轻视，认为“越大越好”、“越社会化越好”，许多地方开始不顾条件地办社甚至办“大社”，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详细】

“大跃进”时“左”的错误泛滥 全民大炼钢铁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详细】

庐山“反右倾”打断纠“左”进程 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

庐山会议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逆转了本来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首先是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特别是提出和强化了阶级斗争转向党内的错误观点，这给后来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各项事业的发展事业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其次，破坏了党内民主，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其三，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我国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指导思想继续膨胀、蔓延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详细】

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切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详细】

从政治体制层面探讨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原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的错误指责，导致“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大跃进”的错误得以持续的原因；法制很不完备，以政代法，是“大跃进”运动得以延续的原因。【详细】

庐山会议原本的议题是继续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即按照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已定方针，“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内思想，继续前进。然而会议后期，由于彭德怀的直言不能为毛泽东真正理解，招致了一场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由此改变了会议的方向，从纠“左”转向了反右倾斗争，随后扩展到全党，造成中共历史上一次后果严重、影响深远、很值得思考的悲剧。 【详细】

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使毛泽东不断发动“阶级斗争” 直到“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是在晚年却对矛盾论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自1963年开始，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陈东林指出毛泽东从1964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详细】

倘若为粉饰错误、淡化错误而刻意把错误写成“失误”，那就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背离实事求是，形成一个新的错误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得非常好：“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详细】

习仲勋给毛泽东的致电，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文风朴实无华，没有套话，有的放矢，开门见山说问题，体现了党在延安时期优良的文风；二是观点鲜明，对“左”祸之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习仲勋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我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直陈己见，一方面可见他的政治勇气，另一方面体现了毛泽东给他题词所表扬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详细】

根据周恩来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尖锐地批驳“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它提醒人们注意：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详细】

1989年3月24日，胡乔木在加州理工学院，作了一次题为《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学术演讲。胡乔木的演讲要用这个题目，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不仅在实践上走出了“左”倾阴影，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具备足够的理论勇气认识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同时具备了足够的理论智慧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详细】

“左”倾思潮导致改革滑坡 88高龄的邓小平被迫南巡最后推一把祖国

从1979年到1990年，邓小平先后6次讲话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有些人不但不买账，而且在诸多重要媒介上发表文章叫板邓小平，狠批市场经济。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了。有人说，自1989年11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之后两年多，很少露面的邓小平一直在紧张思考。他在自己的院子里思考的事情，恐怕不亚于“文革”时期他在江西著名的“邓小平小道”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他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变化，总结了前一段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他在思考着，从哪里打开突破口，怎样驱散人们心头的疑云和阴霾。他要最后推一把中国，扭转改革滑坡的局面。【详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乡镇企业为解决创业资金短缺问题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孕育了股份制经济的萌芽。1979年7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认为“可从大队、生产队公积金中提取适当数量的入股资金”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肯定了沈阳市等一些企业“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的做法，各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陆续展开。【详细】

在参加一次所在地区的工商联会议时，秦其斌接触到不少解放前经营过实业的老工商业者，从他们的口中，秦其斌第一次了解到股票的作用。按他照的理解，发行股票可以筹到资金，企业盈利之后再按股份分红。于是，秦其斌向上级请示要发行股票以解决资金问题。【详细】

邓小平的话消除了客人的疑虑，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一件礼品：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凭这枚所徽可以自由出入纽约证交所。邓小平也回赠给客人一份特殊的礼物，是新中国的第一种股票——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公司的股票。 【详细】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在锣声中，黄菊副市长和龚浩成行长，揭开了披在由市政府顾问汪道涵书写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色绸布，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诞生。【详细】

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听取工作汇报后说：“有些同志怕上海金融市场的门开大了会乱套，刹不住车。为什么要刹车？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开放内外金融市场。”为了澄清人们思想上的误区，已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决定出来说一说，他选择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珠海等地视察。【详细】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左”倾错误长期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分析、认识“左”倾错误，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这一重大的问题做过十分有益的探索，留下极为丰富的理论成果。【详细】

毛泽东对“左”倾错误有抵制、有批判，他对“左”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主要体现在他为批判“左”倾错误所写的“九篇文章”和《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 【详细】

邓小平指出“左”倾错误原因有三：一是毛泽东的个人主观原因；二是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三是我国是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其遗毒影响深远，加上其他历史原因，使我们的法制不够健全，已有的法律又无应有的权威。【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