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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中共为何不解决工农运动过火问题?

2012年03月17日 01:0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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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从上海来到武汉。因此,汪精卫和谭延闿率先与陈独秀交换意见。谈话中,汪精卫明确认为:“帝国主义最怕的是工农运动”,“因此,工农运动也许不应当那么激进”。谭延闿也告诉陈独秀:唐生智特别讲过,他支持工农运动,但他的军官们不同意。他们反对农民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如果现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这种发展趋势不改变的话,他将很难管住军队。同样,宋子文原本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但是他的职责要求他不能不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设法约束工人过高的要求,以稳定财政状况,结果一些工人对他恨之入骨,使他找了个借口不再返回武汉了。汪精卫也告诉陈独秀,他刚刚收到一封由50余人签名的信,信中对共产党人包办工农运动的动机表示怀疑。汪、谭都对工农运动完全不受国民党控制表示不满的态度,希望共产党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同国民党进行讨论,并一致行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记录》(1927年4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205~208页。

严格地说,中共这时很清楚武汉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因此,在鲍罗廷的建议下,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也明显地赞同进一步约束工农运动的作法。但是,他们的这种态度,显然与莫斯科的要求有着很大的差距。

受命前来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罗易,这时就特别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说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多数委员,只是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实际上他们并不同意。罗易为此甚至提议应当将陈独秀尽快召去莫斯科,以免其影响共产国际决议的贯彻。《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4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209~210页。

只不过,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监督和指导之下,随后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还是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当激进的决议,以显示其决心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的态度。会议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宣称:“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

其新的国民革命农民政纲,也将原先向会议提交的“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1926年11月4~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36~437页。,进一步修改为“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并“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中共五大:《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66、70页。

当然,按照罗易的说法,会议的中共代表中还有更激进的要求没收小地主土地的主张,但被会议否定了。而在《职工运动议决案》中,会议也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的精神,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因此“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使国有产业向非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使工人生活水平线能随时提高”等方针。包括对小资产阶级,也明确规定不能因为联合战线的关系而消极让步,必须继续给手工工人和店员的斗争以积极的拥护。中共五大:《职工运动议决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74、76~77页。会议的公开宣言甚至明白宣布,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固然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但是“为着强健这个同盟,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05~106页。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国民党 联共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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