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股市暴跌政府救不救区别多大

网友评论()2015.07.06 总第47期 作者：兰台

引言：7月初的这个周末注定让众多股民心中难安。在股市连续的大幅度下跌后，众多股民正翘首以盼国家继续给出更有力的救市政策。救市能成功吗？让历史告诉大家，在中国，股市暴跌政府救与不救区别有多大。

 

（1872年发行的“轮船招商公局”股票）

晚清的中国股市暴跌：政府不救还乘火打劫

中国的股票开始于轮船招商局。1872年发行的“轮船招商公局”股票，写明是大清朝廷“札饬商办”，直隶总督李鸿章出手“奏准设局”又是国内独家“特许经营”轮船运输企业。可是，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招股极其困难，按照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的说法是“招股年余，无人过问。”

李鸿章于是将“官商合办”改为“官督商办”。 企业改为“商办”，规定商股自负盈亏，官方只起监督之责，而担任总办的是广东香山商人唐廷枢，他联合香山人徐润，出资购买轮船招商局股票。在他们的治理下，公司治理水平飞跃，盈利能力节节攀升。

到1882年，票面100两的原始股，已经升值到了260两，转年3月，配发新股，面值100两新股，4月初就升到了146两。在轮船招商局的带动下，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等现代工业企业、矿业企业相继发行股票。1881年，外国商人创办了上海自来水公司，其股票供不应求。晚清股市在刚形成不久就迎来了一波大牛市。

乘着牛市的春风，上海股市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上海市面但有些头脸者，均成公司股东；小商小贩亦不惜东挪西借，争购股票，以图厚利。

如1882年9月2日的《申报》评论：“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就是说根本也不管你公司是干什么的，总之你敢发股票我就敢买。

由于股市积聚了大量流通资金，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上海银根渐紧。

而请政府此时却想乘火打劫，轮船招商局官股代表盛宣怀放出消息，称轮船招商局副总办涉嫌当初以轮招局为信用担保，向社会非法融资，同时挪用轮招局公款十余万两，为自身地丰房产填补帐目亏空云云。这种难辨真伪的消息一出笼，市场立马有反应，股民都认为轮招局被徐副总掏空了，资不抵债马上会面临破产，股民自然想赶在清盘之前，把手头的股票变现。于是轮招局股票立马跌破40两，龙头股一跳水，所有股票应声而落，暴跌就来了。

1882年底各钱庄提前结账，贷款“炒”股者受到催逼，不得不售股还款，于是各股无不跌惨。1883年初，上海金嘉记丝栈倒闭，牵连20余家商号，钱庄受累不轻，纷纷收缩营业。加之受法军侵占越南河内、直窥云南而清政府和战不定的影响，商民投资信心不足，胆小者将现银陆续收回，结果上海市面股票价格长跌不止。至1883年底，各股票中价格最高的仅为60余两，最低的只有10余两。进入1884年，受中法马尾海战的影响，上海市面更坏。因股价大落而引发的纠纷也大量涌现，上海县署和英、法租界公堂案牍山积。社会上谣诼纷传，市面股票有卖无买，持续落价。至年底，轮船招商局维持在40两附近（仅为最高价的15%），池州煤矿和三山银矿股票只有几两，而长乐铜矿、荆门煤铁矿等股票则早已从市场上消失。至此，一度日兴月盛的上海股市冷落至极点。

这次上海股市风潮直接影响了民众对公司制度和股票市场的信任和信心。“人皆视集股为畏途”，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对投资心态的打击，尤以矿务股票为甚。

商民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和厌恶心态，对洋务民用企业此后的募股集资产生了很大不利影响。时人称：商民因有前车之鉴，难免因噎而废食，乃致“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公司股份之法遂不复行”。凡有企业招股，商民担心“以公司为虚名，以股份为骗术”，乃至有巨款厚资者也发誓不买股票。矿务企业的募股更为困难，商民“一言及集股开矿，几同于惊弓之鸟”。致使此后较长时间清政府民用工矿企业的创办基本上处于波谷阶段。

培育健康市场 朱镕基的不救与救市

在90年代的中国市场，股票在销声匿迹几十年后重新出现，在这个阶段，也曾出现过暴涨暴跌。那么那时候的中国政府救不救市呢？

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曾经命令过不救，也曾组织过权力救市。

事实上朱总理不救是为了打造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而对于健康的市场，他是一定要坚决救市的。

朱总理自己的回忆：

“股票也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不成熟阶段。这几年我们发展股票的历程是三起三落，一下子上去，一会儿下来。股民没有风险意识，政府对股票的监管力度也不够……一些“垃圾股”，根本没有什么效益，都炒成七八元一股。为什么暴涨？大家都认为，香港“九七”回归之前，政府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去；否则，政府的面子不好看。以为买股票就必赚，因此今年9月份后新的股民进入得比较多，几个月的时间增加了800万户，现在有2200万户人了。大概有近40%的城市人口与股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股市牵动人心啊。

股市要是出问题不得了，因为世界股票市场是有规律的，有涨就有跌，暴涨就暴跌。我们也担心在什么时候跌。我们本来是采取不加干预的态度，但这几个月以来，看到这种危险趋势，大户操纵，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股民们盲目地跟风，新闻媒介推波助澜。因此，这几个月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香港报纸说是下了“十二道金牌”。我们撤掉了两个银行的行长，因为他们拿信贷资金炒股票。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目的就是提醒股民现在股市过热，风险很大，但毫无效果。香港报纸说，股民只看到“九七”香港回归的利好消息，别的不管了，无论怎么警告，他们都无动于衷。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

这时候，我们不能不讲话了，于是发表了一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让中国证监会同志起草的，实际上是讲了三个道理：

第一，这个股市现在是非理性的。

第二，股票市场是有涨必有落，落的时候，政府不会托市，也托不起这个市。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人能把股市托起来。

第三，股市风险自负。赚了钱你多得，赔了钱你自赔，政府管不了。

现在股民的风险意识不如新中国成立前，那时的上海股民赔了钱就往黄浦江一跳了事。现在赚了钱的一声不吭；赔了钱的找市政府，砸市政府的玻璃。现在不警告他，将来出了事怎么办？因此，我们认为《人民日报》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的正是时候。

……

第一天跌了百分之九点几，第二天又跌了百分之九点几，但第一天的成交额是20亿元，第二天的成交额达到了80亿元，成交额上去了，我们就放心了。既有人抛，又有人接，还有人进来。第三天的情况就更好了，股市反弹了，成交额是180亿元。直到第三天晚上，我才睡着觉。

以后几天，股市有升有降。我估计问题不大，有惊无险。今后股市再涨再跌，不能怪我。我已经把股市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赚钱不来找我，赔钱来找我，这有道理么？现在外边又在谣传，政府会托市。香港《明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写得很好，题目是《谣言止于智者》。这篇文章说，《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刚说政府不会托市，现在又开始托市？朱镕基不会笨到这个程度，自已打自己的嘴巴。我宣布不托市，还托什么市？政府不会管，股民自己投资，自已承担风险。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后，各种信息反映上来，根本没有跳楼、打碎玻璃的事，没有激烈行为出现，说明中国的股民也在成长之中”

朱总理的回忆清楚的说明，他“不救”的决策正是为挤出泡沫，打造健康的股市。

如著名的金融证券专家谢百三回忆“他（朱镕基总理）对股市的关心非常独特，涨高了，他要打压的。但股市跌低了，他又很着急，会全力抢救。即泡沫尽量不要有，而股市一定要活跃。有时他是组织各部委，组织报纸中央电视台一起救市。”

1992年11月底，1994年7月底，1999年5月19日，朱镕基总理都全力组织国务院各部委、新华社、央行等拯救过股市。

1992年11月底，股市跌到392点。朱镕基总理在临出国访问前专门给证监会、上交所领导打电话，要他们全力稳定股市，不能再跌了。于是全力救市开始了，在财政证券的带头下，股市从此直冲而上，达1500点。人们在1993年春节放鞭炮欢庆。

1994年7月，股市竟跌到了325点，朱镕基接到上海市长的求援电话，以“三大政策”（半年不发新股，给信用好的券商融资等），在人民日报、央视的配合下，全力救市。半月后，股市上了1000点。

1999年5月19日，为应付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朱镕基和温家宝全力救市，就是著名的“5.19”行情。在中央政府的授意下，各种资金坚定入市。股市呈30°斜角坚定向上，从1050点达1700多点。6月30日，朱总理对周正庆（证监会主席）说，涨的太快了，控制一下。周就大发新股。股市酝酿一阵后，于2001年达到2258点。作为金融市场的股市反过来，又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使中国的人民币币值稳定，坚定地不贬值，经济继续以9.5－12%速度高增长。

在朱镕基总理和管理层的指挥、救助下，中国股市出现过一波汹涌澎湃的牛市井喷行情。

 

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投机是人的天性，股市出现泡沫也实属正常。晚清政府面对股市泡沫带来的暴跌，乘火打劫，结果只能是悲剧。而朱总理用不救市打造了健康的股市，又在健康的股市遇到困难时全力救市，最终打造了中国股市真正的牛市行情。其中区别与经验教训，不能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