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晚年为什么不控诉？

网友评论()2015.3.04 总第67期 作者：西坡

引言：今天是丁玲逝世30周年。丁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女作家，一生充满了传奇与坎坷。时至今日，依旧有很多人对丁玲晚年的态度感到大惑不解，饱受摧残的她为何在文革结束被平反之后选择了缄默而非控诉？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1981年9月出访美国时，丁玲与一些海外人士有过一次“不愉快”，丁玲后来写在《养鸡与养狗》一文中。这些海外人士以为，一个在国内失去了20多年写作自由和近10年人身自由的著名女作家，一定会发出强烈的控诉声音。然而，控诉没有出现。

那是一次聚会，在坐的大半是华裔，丁玲一出现就成为中心。话题落到了丁玲在北大荒喂鸡上，一位太太替她打抱不平：“真有这事吗？太岂有此理了！”丁玲却平静地回答道：“养鸡也很有趣味，在生产队为国家包养几百只鸡也很有意思，孩子、病人、太太们每天都需要有高蛋白的鸡蛋嘛！”

这样的回答显然与问者的期待相差甚远，以致有人当场质问，“一个作家，不写文章，却被罚去养鸡，还认为养鸡很有趣味，我真难理解，倒要请教丁女士，这’意思’不知从何而来?”接着有人建议丁玲把“一生遭遇，化为文章，实是可以教化一代人士；若能在美国出版，一定是非常畅销。”

丁玲断然拒绝了把个人苦难变成畅销书的提议，而且不喜欢这种气氛因而借故离开，她躲进另一房间，两位太太正在那里谈养狗。丁玲描述了整日与狗相伴的阔夫人空虚寂寞的生活。丁玲对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被罚养鸡很淡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阔夫人的养狗生活却看不惯，以致怀疑自己在《天方夜谭》、《搜神记》或《聊斋》里。

邀请丁玲访美的聂华苓从另一个角度记述了“丁玲不控诉”。听丁玲、陈明夫妇轻松地聊起反右、文革时的故事，聂华苓的美国丈夫Paul大惑不解：“我不懂。受了罪，挨了打，坐了牢，没有一句怨言，还笑得那么开心，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中国人，中国人，我永远也不了解。”

丁玲对于她的受难史确实谈的不多。在北大荒的某段日子，丁玲掏粪水、铲苞米、秋天双脚裂口子疼得不敢下地，却只是在日记中简略记述，在后来的文章和讲话中只字不提。她写过《“牛棚”小品》，但后来表示“我自己今后的道路不是《‘牛棚’小品》，我只是偶一为之。”

李向东、王增如版的《丁玲传》中也提到，丁玲不为人理解甚至不被认可的就是，她遭受了那么大的冤屈，怎么不悲戚，不控诉，不怨恨？他们给出的答案的是，丁玲认为，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相比，个人总是渺小的，作家应该抛弃个人的痛苦哀怨，用作品激发民众的热情，一起投入四化建设。

早在1975年11月，她就在致蒋祖林的信中说过：“一个大的运动，一个大革命的进程中，总会有某些人吃了一点苦头，某些人沾了一点便宜”，“把这些作为革命，特别是革命前进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去看，就没有什么愤愤不平，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

丁玲不光自己不愿控诉，也不太愿意看别人控诉，比如她对伤痕文学就颇有微词。1982年7月回答《延河》记者提问时，丁玲又说：“不能只看到个人有伤，难道党没有伤？国家没有伤？……住房破了、漏了，你不去补漏，还要去戳，不是漏洞更大了么？”

丁玲为什么不控诉，她自己和《丁玲传》的作者都将原因归结为性格因素，即乐观、孤傲、大气倔强、不服输。比如，《丁玲传》说，反右派斗争之后，一大批文化名人下放到艰苦边远地方劳动改造，但是以乐观昂扬格调描述改造经历的，只有丁玲和她的《风雪人间》。

她说：我们“不是那种一打就倒，一打就跑，吃安眠药、上吊的人。这就与灰色的人生观划清了界限。”

但我认为，性格不足以解释这个革命史上的“丁玲现象”。比如为什么丁玲以“右派”身份被打倒，平反复出却成了“大左派”？毕竟像那个年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她的受难不仅包括身体上的痛苦，更是精神上的打击。被领袖打倒、被革命抛弃之后，为什么她对领袖依然维护有加，对革命依然热爱如初？

李陀在《丁玲不简单》一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李陀认为，丁玲拒绝控诉说明了“压迫/反抗”这一叙事方式不能准确描述知识分子在毛体制下的境遇。从二十年的苦难中被“解放”之后，丁玲没有对革命的逻辑进行反思和批判，反而继续运用毛式话语。李陀说，平反之后丁玲的“心里话”无论怎样诚恳和大胆，都是某种毛文体的再生产。

丁玲在延安整风中彻底放弃了早期的欧化语言，和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一道进入毛文体，“并在毛文体的各种形式的再生产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李陀称之为延安整风的最大成绩。

李陀提出“文体”范式来取代“压迫/反抗”范式，但他同样需要回答：“如丁玲这样有着倔强的个性、一直以反抗现存秩序产生写作激情的人，为什么一旦进入毛文体的话语秩序就再无反心？”

 更大的问题是，“文体”说太形而上或太抽象了。李陀认为“压迫/反抗”的叙事方法把历史修剪地太整齐，所以试图讲从丁玲身上挖掘一个更“复杂”的故事，但提出一个过于抽象的新概念，可能会走向另一种简单化。

从我的阅读感受来看，丁玲之所以不控诉，有一些很世俗或现实的因素被人们忽略了。

比如，丁玲在美国要表现革命立场，要讲养鸡比养狗更优越，不管她内心到底怎么想，其实还有“家丑不外扬”的组织纪律在约束着她。丁玲的访美散文既是个人的文学作品，也是面向组织的思想汇报：我在美国说了什么，我怎么评价美国。

丁玲与周扬的仇恨众所周知，丁玲自己在国内也从不避讳，经常大谈周扬的“宗派主义”。但出了国就不一样了，丁玲有一次在作家支部会上发言说：“我到美国去，多少人问我，你怎么打成右派的，周扬怎么整你的？他们都是明知故问，就想从我这里捞一点去。我是包庇这些人的，我说没有这么一回事，我不能让美国人看笑话，这是我们党内的问题。”不给祖国抹黑，不给“敌对势力”提供可乘之机，这是丁玲想要表现出来的姿态。她跟李锐聊天时说：这也算是不辱使命吧。

丁玲访美时，她的“历史结论”还未纠正，荣誉还未完全恢复。她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那两年丁玲在见外国人时确实很谨慎，怕授人以柄，“为再来一顿棍棒做口实。”“难道20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不学一点乖吗？”（1981年6月4日丁玲致宋谋瑒信）

组织纪律、历史教训都是丁玲在谈论苦难史时不得不顾忌的因素。至于后来丁玲再次风光起来之后，为什么突然从“右派”变成“左派”了。其实自从延安整风之后，丁玲和后来的大部分“右派”一样，从来就不是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右派。我们把丁玲这样的“右派”看做“不得势派”、“不听话派”、“撞枪口派”乃至“倒霉派”更贴切一些。

丁玲在晚年之所以离不开李陀所说的“毛文体”，反而为它添砖加瓦，比如批判“精神污染”，一方面可能确实思想被格式化并重装之后很难运行新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在“毛文体”之下达到的。我们可能希望丁玲在反思过去时可以回到“莎菲女士”，因为莎菲代表“五四”。但对于丁玲来说，莎菲只是她青年时代的迷惘，她的生命巅峰是1949年前后。

当时她已从延安整风的考验和阵痛中走出来，人生进入“革命作家”新阶段。为了“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和鼓励”，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当时毛泽东夸丁玲“名字是列在鲁、茅、郭一等的”，丁玲终身对这句话都津津乐道。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更是被视为丁玲一生创作生涯的最高成就。据身边人回忆，建国初期，丁玲对国统区作家经常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她可以自傲于他们的就是她参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没有这种经历。”“她有一种解放区来的高人一等的潜在心理。”

革命给过她苦难，也给过她辉煌，最重要的是，革命让“作家丁玲”成为“革命作家丁玲”，她怎么可能控诉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