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愿望是设计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飞机设计是父亲一生挚爱的事业。1958年，我们搬到沈阳，住在112厂宿舍区。夜里，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母亲第一次看到探照灯光从窗外扫过，听到发动机轰隆隆的试车声，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声音呀？”父亲说:“这是最美的音乐。”

父亲的追求是设计飞机，而且是设计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从1956年到1961年，父亲在第一飞机设计室工作期间，搞了五种机型。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一个型号进入批量生产，大跃进时期的两个型号相继下马，另两个或仅限于试飞，或转到其它工厂。1961年至1964年，父亲调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一所(歼击机设计研究所，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1所)任副所长，授上校军衔。期间，他领导科技人员摸透了米格—21飞机、支持强5机的试制，并领导了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出了一支科研队伍。1964年至1968年，父亲调任六院十所(大型飞机研究所，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3所)。在这个不断调动的过程中，我觉得父亲真正做科研工作的时间只有1964至1966年。这期间父亲主持轰5机改型设计、轰6空中试车台、运7测绘，完成了国家的绝密任务(有关核试验的816工程和“09”工程)。

在父亲10年的设计生涯中，真正主持自行设计飞机全过程的只有“歼教一”。

父亲一直主张，一个设计所就是要通过设计、发图、参加生产，才能得到锻炼提高。601所和603所的任务主要是测绘、复制、熟悉。当时，上级的指示是“不急于开展自行设计飞机”，而他却执着地不断地向上级呼吁，尽早开展自行设计飞机。并提出“只摸透不设计，就不是实践”。为此，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父亲一直不愿意担任行政职务，几次要求辞去副所长，只做总设计师。他在“文革”期间给上级写信，提到“我细算了一下。我参加各种会议的时间占40%，不算出差与有病的时间，我用在科研业务上的时间只有60%。我用很多时间出差、开会，没有时间来搞技术，这样下去，我只能凭基础工程和力学知识来领导技术……”“文革”初期，他被叫回沈阳601所接受批斗，后来造反派忙于批斗现任当权派，无暇管他。他就住在招待所，翻译外文资料。忽然没有了工作的他一直惦念着603所的科研，一再提出要求回到603所，“……我可以不当技术权威，回去拉拉计算尺，干点具体工作总是可以嘛。”谁都没有想到，他回到603所后，身心饱受摧残，仅8个月即含冤辞世。

留在“检查”中的系统的飞机设计思想

父亲对我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发展有一整套的想法，有系统的科研设计思想。他历年的讲话、文稿，尤其是在“文革”的检查中对自己设计思想的反思，为大家留下了大量的资料。

父亲把飞机设计的规律总结为:(1)选型原则，“需要与可能相结合”；(2)借鉴成功经验，“熟读唐诗三百首”；(3)深入部队，向飞行员学习；(4)试制要以实验为依据，飞机设计不能大搞群众运动；(5)稳步发展，一架接一架干，但每一步要跨的小些，保证每一步都成功。

在组建第一飞机设计室时，父亲就开始实践自己的设想。在一排弃置多年的小红房里，把过道建成模型间，厕所改成实验室。父亲要求将小间屋子打通，所有的制图桌都集中在大屋里，他的桌子在一角，随时了解情况。绘图桌是特别定制的，这种桌子抽屉多，可多放书籍、资料；配有放铅笔、橡皮、三角板的专用板；有存放绘图纸的长形空间；图版可在桌上平放也可竖起。后来这种绘图桌的设计形式一直沿用了几十年。

父亲非常关注国际航空科研的动向，并翻译了若干飞机设计的专业书籍，以期有更多的人了解飞机设计理论和新技术。他的译著有:《飞机性能捷算法》(英文编写，与王士倬合著，1939年)、《英语航空工程名词字典》(1942年)、《飞机构造学》(组织翻译，1950年)、《飞机强度学》(1954年)、《飞机寿命》(1965年)。翻译都是利用出差途中、业余时间、疗养期间做的。据顾诵芬院士回忆，抗美援朝期间，空军部队送修的飞机数量很大。四局技术科人员经常出差，去各地的工厂现场解决问题。父亲利用出差途中的时间翻译俄文版《飞机强度学》。在硬卧车厢里，把随身携带的硬壳箱当桌子，以半小时翻两页的速度，在往返南昌的途中完成了书稿。前后两本书的译稿稿费均全数捐给了抗美援朝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