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所谓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处处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但又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却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但也有人称他为国民党侦探、残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

他叫杨登瀛，原姓鲍，名叫鲍君甫，一直到他担任“中统”驻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以后才化名叫杨登瀛。

上海滩上“兜得转”的人物

杨登瀛是广东人，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读完了中学，又考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听过日本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讲课，并受到很大的影响。回国后即参加了“五四”运动，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是国民党内的左派。杨登瀛在上海日本人办的洋行里做事，他年轻博学、风流倜傥，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交际很广。他与日本人办的几家通讯社，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都有往来，与国民党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都很熟悉。“五四”运动时又结识了当时的工作运动领导人后沦为大叛徒的顾顺章，通过顾顺章又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总之，他是一个在上海滩上非常“兜得转”的人物。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蒋介石手下的人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

杨登瀛有一个老乡叫杨剑虹，两人也是在“五四”运动中认识的。杨剑虹当时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但思想却十分反动。杨登瀛虽然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但广东省人特别看重乡情。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加上当时两个人都是单身汉，他们在生活上十分亲密，平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1928年初，共产党人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起义失败，逃到了上海，一时没有地方落脚，突然想到了杨登瀛……

陈养山和杨登瀛是在1926年认识的，他通过朋友介绍跟杨登瀛学习日文。杨登瀛自然晓得陈养山是共产党员，但他从不过问陈养山的行踪，相反倒不时地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给陈养山提供些方便。这一回陈养山辗转找到了杨登瀛，杨登瀛非常热情地收留了他。没有多久，陈养山便同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但依然住在杨登瀛家。

与陈赓见面成“双重间谍”

也是在1928年春天，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但任科长的先后有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锋、徐恩曾等。陈立夫、张道藩和杨剑虹是好朋友，便在中统给杨剑虹安排了一个位置，任命他为驻上海的特派员。这个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决定。

“中统”刚刚成立，人手非常紧张，整个调查科不过二十来个人。杨剑虹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帮手，他想到了杨登瀛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尤其在租界当局中有很多朋友，便有意安排他为自己的副手。杨登瀛知道后左思右想，最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养山，想通过陈养山征求一下共产党的意见……

陈养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是中共党内搞情报工作的行家。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觉得能够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杨登瀛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赓见了面。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那番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你跟杨先生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

1930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黄弟洪从苏联学习归来，党安排他去中央苏区工作，同时让他住在机关内静候交通员带他去苏区。想不到黄弟洪这时已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他偷偷从机关搬到旅馆里去住，同时写了封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归顺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