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鹿希，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但是，这却是许鹿希最不愿意听到的回答。许鹿希说，“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我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完全可以留在那里，收入是国内的一百倍……但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

许鹿希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贴在墙上的毛笔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相比之下，倒是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不是她在开门的时候说“我就是许鹿希”，我就不会直接认她，因为她那件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我要收集杨振宁与邓稼先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

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2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就是邓稼先。许鹿希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前）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组织了一批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邓稼先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