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张学思（左一）受到毛主席接见。

早在日本败局已定、还未投降之际，国共双方就已经把目光投向东北大地。

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有着完整工业布局的区域，也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粮食产区。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西接蒙古，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如中共控制东北，就可以背靠苏、朝、蒙，南与冀热辽解放区以及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摆脱长期受国民党分割、包围的局面，从而取得战略决战的有利态势，并且可有一个巨大的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反之，如国民党抢占了东北，中共的华北解放区与苏、朝、蒙的联系将被切断，华北解放区将处于国民党南北夹击之中，战略态势将对中共极为不利。所以，无论双方谁在东北站稳脚跟，在将来争夺全国的斗争中都会极为有利。

在这种态势下，国共双方想到了同一个人——仍在囚禁中的少帅张学良。周恩来在参议会上大声疾呼:释放张将军回东北！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向蒋介石进言，张家父子在东北经营多年，势大根深。如果起用张学良，必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发牌的决定权给了蒋介石——

第一张牌:国共分别派出张学铭、张学思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注意到了处在军事真空地带的东北在战后政治天平上的重要性，因此，东北的接收便成为国共双方力争的焦点。

当时，国民政府内让张学良率兵回师东北的呼声很高。蒋介石也明白此举对国民政府来说乃是上上策！如果让张学良出面率旧部——东北军回师东北，东北局势可尽在掌握中。但蒋又担心张学良复出后，会放虎归山，失去控制。正在蒋介石左右为难之际，中共向蒋介石提出了建议，请张学良回东北执掌大局。中共的想法是，蒋介石肯定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东北，尽数蒋系中重要人物，唯有张学良与中共有很深的渊源。西安事变前，双方曾有过很好的合作，张学良来东北要比别人来更容易合作。但中共此举，却让蒋介石疑虑顿生，马上想起西安的枪声。一贯优柔寡断的蒋介石在瞬间就做出了决定，彻底否定了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并为防止意外，将张学良秘密押送台湾。

虽然张学良回东北的提议遭到了否决，但蒋介石鉴于张氏父子在东北经营多年，影响颇深，还是亮出了张家的一张牌——张学铭。

张学铭是张家的二公子，张学良的同母兄弟，从政多年，此时年富力强，在东北上层人士中具有较大的影响。为此，蒋介石特意任命张学铭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等职务，期望利用张学铭在东北社会的知名度顺利打开接收东北的局面。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张学铭却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不来上任。

此时的张学铭对蒋介石已经不抱任何幻想。西安事变后，东北籍人士除个别带兵将领如于学忠、何柱国，蒋介石不得不利用外。其他人不是被清除，就是备受欺压，前途无望。张学铭曾任天津市长，也算一方大员，但自张学良被囚禁后，张学铭便淡出了蒋介石的视野。即使在全面抗战的危难时候，需要各方精诚团结的时刻，蒋介石也没想起用张学良这个在东北有一定影响力的弟弟，反而派人监视，处处限制与提防。

8年的门前冷落车马稀，早已令张学铭心灰意冷。如果此刻，蒋介石能给张学铭一些实权，没准他也能重新出山。但三个职务，都离不开参议二字，让张学铭明显看到任命背后蒋介石那不信任的目光。所以，张学铭对蒋介石来个不理不睬，躲在天津看蒋介石的热闹。

与此同时，中共也打出了张家另一张牌，那就是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张学思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来东北前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平西分区任参谋长。被派回沈阳后，不满30岁的张学思被任命为辽宁省主席兼任辽宁省军区司令，这两个职务按古代来说，那叫做封疆大吏，军政大权一把抓。年纪轻轻被委以如此重任，足见中共对张学思的信任与重视。仅此一个任命就让中共在争夺东北中占得了先机。复土还乡的张学思上任之后，发表了《告东北同胞书》。信奉正统的东北人一见张家四少爷代表共产党在沈阳主政，人心都驱向了共产党一边。张学思不负所望，充分发挥张家在东北的影响力，广泛联系各方人士，频繁召开群众大会，深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利用张家的旧关系，筹钱、筹粮，安定地方人心，迅速赢得了东北群众的好感，为中共接收东北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国共第一轮出牌后，中共显示出明显的技高一筹。中共积极向蒋介石建议，释放张学良，让张学良回东北接收。这一呼吁，在东北籍人士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也在东北民众心目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东北的父老乡亲纷纷奔走相告，少帅要回来了，东北军要回来了。此举让共产党在东北民众中的影响力突然增大了很多。可蒋介石疑心重重，否决了张学良出山的提议。结果令东北籍的精英人士，包括民众对蒋介石大为失望。随后，蒋介石对张学铭的用而不信，而中共对张学思的放心重用，更令东北人心中有了比较。所以，在国共两党借用张家影响争夺东北的第一轮较量中，中共赢得了第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