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书运，命运

1948年，国际上“冷战”开始，国内解放战争也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美国对日政策公开转为扶持，甚至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

1949年6月23日，远东委员会将文物补偿案提出表决时，11国中虽有9国赞成(苏联弃权)，但因美国使用否决权，而使此提案搁浅。自此，中国对日文物索赔已失良机，以后就更是不了了之。

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时，这批古籍又经历了一次颠沛流离，与故宫文物一起，辗转多省，运往台湾。蒋复璁后来说:“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是由这个‘同志会’抢救收购的。”

107箱书在战火中安然无恙，又在战后从帝国图书馆的地窖中完璧归赵，多少栋梁为此殚精竭虑！然而，让郑振铎终生遗憾的是，这些书最终没能入藏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而王世襄直到耄耋之龄，仍为“说不清”的问题难以释怀。

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王世襄成了故宫“三反”运动中被重点清查的对象。当时的“理论依据”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历时14个月的审讯，并未查出一件贪污案，但他没有得到一个清白无辜的结论，只得到一纸命令，被故宫除名，必须离开故宫博物院古物科——这个他“以身相许，准备一辈子为之献身的地方”。

王世襄拿着除名决定到文物局讨说法时，恰好在办公室遇见了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郑振铎手拿通知，半晌无语，只望着窗外的白皮松。王世襄知道除名不是他的决定，也不愿再为难他，就取回通知，匆匆离去了。

1958年，郑振铎率领代表团出国，飞机失事，以身殉职。

经历了种种磨难后，王世襄多年心有余悸，直到1999年5月才为此释怀。他写道，“我今年八十五岁，已届垂老之年。过去的一切，我都不计较，但只计较一点，即要求得到正确、公正的理解。……我相信两岸终有一天统一，善书未被日寇抢走而永为炎黄子孙所有，幸甚。”

近年，王世襄又重燃了为国家追回国宝的热情。2003年，他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赋诗一首:“为赎中华国宝还，悬金求索不辞艰。一朝展馆容瞻赏，万众欢欣尽笑颜。”其诚心可见一斑。

12月初，文博界大家集体出席了王世襄追思会。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它不仅证明了王世襄的清白，还彰显他为抢救中华文物所立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