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追回的国宝商饕餮纹大铖

郑振铎劫中求书

“锦囊”上写得一清二楚，王世襄在东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完璧归赵，其他文物倒都在其次。有什么文物能排在“北京人”头盖骨前头呢？这批善本就是其一。

说起这些善本，不能不提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我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是他在风雨飘摇的上海，聚拢和守候了这部分中华文脉。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珍本典籍损失惨重。侥幸保存下来的，也纷纷被藏家后人变卖换钱，维持生活。

一包包收购来的古书捆扎待运，堆得像小山似的。郑振铎通过书店的朋友一打听，知道这些书大多都被卖到了哈佛燕京学社和一个专司掠夺中国文物的日伪机构。

“这些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国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了。”痛心之余，郑振铎联络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收藏家张凤举四人，秘密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这天“小雨连绵不止，暮春落花时节的样子”，但由于一桩心事终于落实了，郑振铎心情大好，在日记上写道:“我生性好事，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

鉴于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而流散书籍甚多，“同志会”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几天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决心挪用“中英庚款董事会”迁建中央图书馆的钱，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扶病奔走。

他们的工作“秘密进行”着，只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的名义来购书。凡值得国家保存的古籍，一概不吝价钱。为了购书，郑振铎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狂热程度，这在他的《劫中求书录》中便有十分生动感人的记载:

从“八·一三”以后，足足八年时间，我为什么老居留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是恐怖，时时刻刻都在敌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自信于“狂胪文献”的事。前4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4年，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的文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外，我的时间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这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一分力的成果。在头4年里，我吸引了南北的书贾，救全了山西、平津、南至广州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我在购书，敌人也在购书，陈群、梁鸿志(日伪)也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挑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

“同志会”成立后的两年间，郑振铎和他的同志们，为国家先后购得了江南著名藏书家——玉海堂、群碧楼、嘉业堂、蕴辉斋、风雨楼、海盐张氏、南浔张氏适园等一批珍贵藏书。用郑振铎自己话说，在这两年间，实际上等于建立了一个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是论其“质”与“量”都是同样惊人的。

娇贵的图书，能在敌人的刺刀和太阳旗的阴影下留存，“同志会”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