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我们这几十年都在把它装裱起来，因为不然它是整个散掉了，这是武举的榜，这是文官的榜，第一名张之万是张之洞的哥哥，这里面还有李鸿章，36名李鸿章，可见读书不一定要读到第一名。
岳南（《傅斯年与陈寅恪》作者）:史语所的东西，全部被拉走了，大约可能有2万7千本图书，孤本的，还有非常珍贵的读书。然后安阳发掘出来的甲骨，然后青铜器，现在后来大陆又发掘出很多。但是最珍贵的，能够在学术上最好的，还是台湾那批。
解说:文物虽然尽数迁台，但史语所的58名研究员，却有近一半留在了大陆。傅斯年在史语所的威望和凝聚力，在中研院堪称首屈一指，他对人员精挑细选，严格把关，所剩者若非他志同道合的好友，就是他一心栽培的后辈学生。然而1949年的风云，却将这所有的情谊斩断，连带史语所多年的研究，也从此一分为二。
王汎森:比如安阳的东西，夏尔先生西北科学考察团，东西在这里，他人没有来，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领导人。梁思永先生，傅斯年先生曾经在一些场合就说，史语所将来领导的工作，他甚至还考虑交给梁思永，梁启超的儿子。侯家庄的考古挖掘报告，梁思永先生写了一些草稿，他人没来，还好，他的一起挖掘的高去寻先生来了。
解说:更让傅斯年备受打击的是，平津一带被围城后，他曾亲自给北大、清华的多位学者写信，甚至请求国民政府派专机接他们离开。按照傅斯年制定的抢救计划，北平、天津一共有60多位学者，连同眷属在内的300多人，需要跟随国民政府南下，但是他在南京机场一次次望眼欲穿，等来的却只有陌生的面孔和空空荡荡的机舱。
王汎森:有些是不在名单里面，在名单里面有很多人没来，傅斯年看到了之后大哭，就知道人心已去，人家不愿意来，人家愿意要跟新的共产党政权在一起。
岳南:他不只是拉走陈寅恪，当时是一批教授，包括沈从文、张政烺，来一个就是一个。哪个不来他就写信，包括后来他也是给北大的郑广铭、郑天挺写信，也是让他们去的。好多人国民政府垮不垮与他是没有关系的，你像郑广铭，他的学生就说，他不管共产党来了，还是国民党在这，反正我就教我的书，与我没有关系。
解说:1949年的元旦，南京城里死一般的寂静，共产党在北方发表的新年献词，向全国宣告，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响亮而振奋的口号，听在傅斯年的耳朵里，却如丧家的钟声。在这惶惑不已的时刻，刚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的陈诚，给傅斯年发来电报，邀他火速赴台，共度时艰。傅斯年知道，离开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没有出门。
岳南:几十年的奋斗，他就渴望着国民政府能够好，在他心目中的一个国家垮掉，一个朝廷垮掉。老家还在聊城，他母亲的坟还在重庆，一个人要离开故土的时候，自然是觉得非常留恋的。无限江山，这么多名山大川，这么一块土地就丢失了。
解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
王汎森:一度他还想自杀，因为尤其看到当时陈布雷，段锡朋这些人，在南京危险的时候都想自杀，所以他一度也想自杀，一度也想把所给解散了。后来因为开了一次所务会议，同仁有些当场痛哭，不愿意散掉，不愿意散掉的时候傅斯年说好吧，那如果大家既然愿意，还继续在一起工作，就要整体搬迁。
解说: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生平最后一次，迈出了位于南京鸡鸣寺路的史语所大院，前来送别的除了家中的老工仆，就只有已经决定前往美国的胡适。相交三十多年，亦师亦友的二人，此后再也没能重聚。第二天正式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在给新同事题字时，挥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这里是傅斯年最后的栖息地，1950年12月20日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不到两年，傅斯年就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台北病势。台大师生将他葬于这片树林，并将此地命名为“傅园”。人们还在校园内树起了一口傅钟，上面刻着傅斯年的名句“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用来沉思”。
王汎森:他是台大创校以来，最有地位的声望最高的校长，他说我是从青年突然变老年的。就是说你看他的照片，他有一段时间，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突然经过抗战。然后在台大的时候，突然变成个苍苍白发的老人，这都是因为整个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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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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