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庐山三青团夏令营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向蒋介石建议，仿照苏联“共青团”办法，把原来学习英美的青少年组织“童子军团”，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老蒋自任团长，虽然另派有亲信张治中、陈诚等相继任书记长负全责，实际把小蒋派进去任组织处长，执掌实权，利用围绕他周围的一些权贵，分配到各部门，各地区负责三青团的组织发展工作，很快形成了一个人称“新太子派”的共同利益集团，到了重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扩大了发展范围，到大专院校和行政县、乡，更成立了中央干部学校，任蒋经国为教育长，专门培训三青团的骨干，无孔不入地渗透他的势力。青年军的成立，他又被任为青年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大权在握，利用这一批有为青年为他所用，岂肯放过。青年军各师的大小政工人员，都是他培养出来的，或是俯首贴耳投奔到他门下的青年，成为他的骨干。

在青年军里，政治工作并不很强，政工人员不但在军事干部面前说不起话，就是在一般士兵眼里，也是些只拿高薪，空洞说教，养尊处优、浮游于士兵之上的“卖狗皮膏药者”。在有头脑的士兵倡议的“我们是国家的军队，党团活动退出部队”的抵制下，很难有人听他们的。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侦查士兵的“过激思想”，如蒋丙英、仰华悝这些人找我们这些有抵触情绪的士兵谈话，我们总认为只有精诚团结、同心同德去打仗和建设才能取胜，不能嫉妒别人方法激进，就予打击，分散团结。特别是想利用我们去分化青年，抵消力量，浪费人力物力，弄得两败俱伤，那是万不可能的，而我们士兵委员会组织起来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又是他们根本无法插手的。

在复员决定以后，他们在各连队大规模发展三青团组织，尽量吸收青年入团，企图复员后分散到各地去充当骨干，就连我们政大学生原来都是国民党员也要动员、胁迫，许愿集体入团，只填表不用宣誓等方式，把我们也收罗进去。不久，传达三青团将在秋天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军因团员集中，每营选士兵代表一人，每团选干部代表一人去出席。以我在士兵中的劳绩，哪怕团龄只4个月，也被选为通信兵营的士兵代表。

全师士兵代表12人，只有一人不是政大学生，军官代表4人，师直部队是师政治部副主任蒋丙英，601团政工室主任周文化、602团是代理团长祁宗汉中校、603团代表名字已忘，复员时决定集中乘一辆车随复员车队出发，经川湘公路到湖南沅江，换小火轮出洞庭湖到汉口，再换轮船到南京中央团部报到。因二全会在庐山举行，又先回到“庐山青年夏令营”受训。

“庐山青年夏令营”是抗战胜利后，扩大三青团到全国各地的干部培训会，参加者一般是原来各地的负责头头或即将派往收复各省市(包括东北九省和台湾)工作的新贵。培训内容主要是工作能力，简单说就是如何抓青年群众，与“敌”(指进步青年)作斗争。所以，课程安排除了蒋经国、李俊龙、陈诚、甚至蒋介石这些大头头的精神讲话，号召把社会中坚的青年牢牢地抓在手上，为我所用，以免“异”化，大大地鼓励打气之外；就是斗争技术，如控制会议，刺探情报，传递消息，宣传方式，甚至连密写技术，化装技术，密电码等，特别是如何操纵会场，掌握摊案，争论发言等，简直就是特务工作，而不是团结、训练青年为社会服务和为国家建设效力，使我们非常反感。

青年军的士兵代表都编在一个中队，都是各师士兵的佼佼者，共108人，官佐代表，住在牯岭宾馆里，有事再来联络。我们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志，从军意志是相同的，一有机会，就互相攀谈，认识，交流彼此的思想和训练，有如“他乡遇故知”，非常真诚团结，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对20l师在复员时所作的纪念事项，他们也完全同意。因为我们在集合和操场上的纪律性和严肃认真，引起了营主任李明灏上将(以清廉治军与士兵同甘苦著称)和总队长成刚中将的重视和赏识，要其他营员向我们看齐，并要我们介绍从军生活，展览军中工作的实绩实物，还参加我们组织的晚会，当晚我们演唱的《你这个坏东西》、《古怪歌》、从军歌曲和西北民歌，都成了营中风行的歌曲。我们还组织到含鄱口、黄龙洞、仙人洞、观音桥等短长途旅游活动，为营员服务，很受人们称赞。

夏令营有一个重要课目，是接受“团长点名”，把队伍按名册顺序排成一列，受三青团团长蒋介石挨次点名，他后面跟着干大帮头目们陪同校阅，由他叫一个名字，应点者立即立正举右手、大声应“到”行注目礼。他微笑颔首，口赞“好、好”以示亲切，这是一种笼络人心，要别人效忠于他的办法，示意“我是你们的领袖，你们已是我信任的部下信徒”。后来许多人在《营刊》上刊出了歌功颂德，表示忠诚、的文章，但不知何因，在同版刊尾发表了我的散文《逝》(写在野草间采回一株美丽若兰的野花，戏称“空谷兰”。供人欣赏，少顷萎落，飘逝，有感书此。)，此文与歌颂诸文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