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司徒雷登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1949年的夏天一意孤行地北上，哪怕对国会“先斩后奏”。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溘然长逝。生前他曾说:“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然而这个愿望永远都无法实现了。他最后的遗愿是将骨灰送回他的故土中国，在燕京大学与夫人合葬。这个愿望的实现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坎坷曲折。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骨灰最终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燕京大学，而改在杭州落葬。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在中美官员和燕京大学校友的注视下，永远地回到了他所深爱的这片土地。

1949年的南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里最漫长的一个夏天。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破南京，红旗插上城门，南京城里的人们屏声静气，等着这个新政权即将带来的全新的未来。

国民党政府早已全部撤往广州。临行前，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登门，请司徒雷登率领美国驻华大使馆一同南迁。

令他吃惊的是，这个已经与国民党深交数年，与蒋介石亲热到以“老乡”相称的美国大使，一口回绝了他的邀请。不仅如此，他还说服英国、法国等国的大使共同留在南京，准备“静观其变”。

这一年，司徒雷登73岁，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6年之久。

传教士的儿子

出生在杭州弄堂里的司徒雷登是传教士的儿子，自小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错下长大，一生讲过最多的话，是称自己“是中国人多过是美国人”。11岁时，父母将他送回美国，接受一个传教士应受的教育，直到他以最优秀的成绩取得协和神学院的神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新婚妻子一起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继续父辈们的传教事业。

他讲一口地道的杭州话，后来又学着讲北京话、南京话还有宁波话。跟朋友一起吃杭帮菜的时候，他会叮嘱店小二“件儿要瘦”、“木郎豆腐多放胡椒”。杭州话里，“件儿”是五花肉，“木郎”是鱼头。

1908年，32岁的司徒雷登受聘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告别了过去单一的传教士生活，成为一名讲授《圣经》的教师。多年浸润于中国文化，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必须适应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与同事合著了当时惟一一本用中文讨论传教的专著。他在书里借用了孔子“大同主义”的理念，来描述基督教的目标，并试图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相融合。如他所愿，这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兴趣。

司徒雷登的努力有目共睹。1918年12月10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校董会向他发来一封充满诚意的电报，邀请他出任大学校长。

在司徒雷登看来，这的确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北平那个“最能为中国基督教运动奉献心力”的地方，去提供“亚洲最有分量的教育机会”。

1919年6月，43岁的司徒雷登校长在北平走马上任。

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燕大成立伊始，司徒雷登的日子并不好过。学校分文不名，无人问津，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名华人，而大多数外籍教师又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更糟糕的是，常年的经费可能都有一半要落空。

这让司徒雷登费煞脑筋。为了筹款，他不得不奔走于中外富豪之间。他亦曾对朋友感慨道:“我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同他们是一类人。”

校园面积的狭小和校舍的简陋使他不得不去寻找一处新校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司徒雷登有时步行，有时骑着毛驴或自行车，转遍了北平城的周围。

最终，司徒雷登看中了海淀区的勺园。然而，这块地亦已名花有主，被陕西督军陈树藩购作其父晚年退休养老之用。司徒雷登想尽办法，奔走各方筹足20万美元的巨款，又费尽口舌，才说服陈家父子将勺园卖给了燕京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所在地。

司徒雷登下定决心，要将燕大建设成和哈佛、耶鲁一样的世界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