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被押上法庭的陈璧君（右二）

日伪期间，汪精卫把南京作为伪都，广州则作为大后方，陈璧君(1891-1959年，广东新会人)作为汪的配偶经常乘飞机往返于两地，有所谓“两月驻京(南京)、两月驻穗”之说。

汪在1944年11月10日死后，陈璧君处理完有关事务就马上飞回广州坐镇。其时，日军南进失败，盟军大举反攻，加之汪已死，伪广东省长陈春圃见大势已去，逃跑到别处，陈璧君返粤主政，推荐其堂妹夫褚民谊当伪广东省长。

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陈璧君为防不测，在她的寓所(广州市原法政路30号)及附近实施紧急戒严。第一层由伪二十师陈胜特务团第一连负责，第二层由陈文铁的伪教导总队负责，最内一层由其贴身警卫负责，并配备轻机枪六挺，驳壳枪十数支，用来拒捕顽抗。并在卧室放置烈性毒药一瓶，作为随时自杀之用。

1945年8月(9月16日，侵粤日军在广州中山纪念堂签署投降书)，广州市内情况相当混乱。陈璧君也感到时局对自己相当不利，她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会议研究出三条“出路”由陈选择:第一条同伪教导总队，向东纵曾生部投降；第二条按陈公博来电乘日机秘密前往东京，或按日方人员建议由日方派出人员护送她和褚民谊到澳门暂避；第三条向蒋介石自首。陈璧君认为第一条有失“尊严”，第二条她自知已受军统的严密控制，不可能外逃，故电复陈公博“不必往日，自有办法”，第三条有人主张，有人反对。最后陈璧君还是感到束手无策，呆在寓所得过且过。

最终，陈璧君是被军统设局诱捕“拉人”的。诱捕计划由军统局郑鹤映执行。

事前，陈璧君和褚民谊接到蒋介石来电，嘱其和褚可以转移到安全地方。1945年9月10日，郑将戴笠来电转示的蒋的手谕给陈及褚，称将派飞机接他们到重庆，限定次日(11日)成行，行李要少带，随员限带一人。陈虽患感冒，却以为“委座有此盛意，却之不恭”，买了两筐荔枝准备送给宋美龄。陈、褚得到郑的同意，陈璧君带了女仆一人作随员，褚民谊则带了高齐贤(褚的私人秘书)、徐义宗(褚的翻译)两人作随员，延至9月12日成行。

12日乘车出门后，车子竟不向机场方向驶去，却往省河(珠江流经市区段旧称)急驰。一打听，得到的答复是乘船再搭水上飞机。待船一开，又被告之，刚得“委座”电，蒋有要事赶赴西安，请陈等到郊外安全地带暂时休息。陈璧君此时始觉情况不妙，但身无武装只得跟随。

12日晚，抵达番禺鱼窝头“蝴蝶楼”(市桥皇帝李朗鸡即李辅群修建)入住，不过一住就是8天。到了9月21日农历中秋节，又被“送返”广州，并说张发奎要与其谈话，但实际并无其事。直到10月14日农历重阳，才用运输机把陈璧君等人送到南京，和陈公博(被从日本遣返)等人软禁在宁海路原25号，说是等候蒋介石召见。谁知一住又4个多月，连蒋的人影也未见到。

1946年2月17日凌晨5时，陪行人员(实际是押送人员)通知，蒋介石要召见他们。陈璧君喜出望外，与陈公博、褚民谊匆匆忙忙上车，但车不朝东驶向“总统府”而是往西行，陈璧君等人又以为蒋介石会在铁道部一号官邸召见他们，出了挹江门抵达火车站，却被“送”上一列特快车附挂的软席车厢。陪同人员说蒋介石昨晚已飞上海，宋美龄亦已经到沪，现乘列车去见他们。

列车直驶到了苏州，陈璧君等人被投入苏州屋前街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诱捕工作宣告结束。(梁绵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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