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并非万能

计划甚久的梁济也预测了世人对他自杀各种可能的反应，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此语看似旧派针对趋新倾向的老生常谈，其实反映出梁氏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相当深入，远过常人。他曾指出：“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察，“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的现象说明，清季兴起的“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至少在城市趋新社群中已形成某种思想霸权，并衍化为有力的社会约束和自我禁抑，使督责子女成为“政治不正确”的行为，而拱手将教育的责任委诸社会。有意思的是，梁漱溟似乎不知父亲心中这一层自我约束，在他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他“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梁济对梁漱溟兄弟的不同态度，很可能提示出城市趋新社群对“家庭督责子女”态度的转变；而梁济有这样的自我约束，也说明他未必是个“旧派”，至少不是一个单纯的“旧派”。

在民初社会责任大增之日，却适逢思想和行为的“解放”大受提倡之时；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社会本身(或表述出的“社会舆论”)似乎也不便太多干预所谓“私人行为”，于是约束的职责又让位于法律。如梁济所见，“今高谈法治，先使人放荡不加拘束，专恃法律万能，且曰自入轨道，即成大治”；与“先圣治国，必先使人有良心，又敬慎而成事业，所以纳民于轨物”的方式大相径庭。

这样一种将培养教育“人”的职责一层层向外推移的走向，或滥觞于晚清。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提及他读到的康有为哲学思想，便有“破国界”和“破家界”的内容。后者主要着眼于解除家长的责任和负担，主张任何人的子女出生，即养于政府所立的育婴院，“凡教养之责，皆政府任之，为父母者不与闻”。稍后梁氏自己在其著名的《新民说》中提出，中国过去一家之中，各成员皆“委弃其责任，而一望诸家长”，是造成家庭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故他主张家长之待其子弟，“还其权利而不相侵”，则其“自能各勉其义务而不相佚”，如是而家必兴。

康有为的“破家界”主张已明确提及父母不必负“教养之责”，而梁启超复从权利和义务角度“理性”地思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类思考恐怕是稍后主要倡之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毁家”说之先声。这一系列对家庭的“改革”思想，特别是论证“毁家”理由的述说，使“家庭”或“家族”不久即成为代表“旧”的主要负面象征之一，形成中国“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大差异，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现象(这不必是受西潮影响，盖彼时西方社会中家庭并非负面象征)，也产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法律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也并无责任和能力来处理那些尚不到“作奸犯科”程度的社会问题。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谈法治”的世风之下，梁济却认识到法治非万能，而人的良心和对事业的敬慎是社会安宁的基础，确异于时流。他其实是想提倡一种法治和人治互补的取向，其学理基础则是社会和谐的整体性，即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各层级都应该负起相应的教育约束职责，不能一味向外推卸责任，致使法律不堪重负。在民初“自我”得到大力揄扬的时代，却又实际流行着这样一种外向的逃避责任取向，不识者固安然无忧，看到问题所在的梁济却难以安心，只好带着“世界会好吗”的疑问告别人世。

其实康、梁并未将其所思所论贯彻到自己家中，其所表述的更多是对于中国或人类社会“应该如何”的思考。然而，很多时候实际造成破坏的未必都是正面提倡破坏的激进主张，像康有为这样主张将家庭的责任委诸国家，或像梁启超这样从权利和义务角度看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其对家庭关系的瓦解作用，或未必就逊于直接的“毁家”主张。敏锐的梁济已觉察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他在内心虽不能苟同，却又自觉地据此约束自己的行为。个人与社会之间这种不赞同却又不得不尊奉且欲语还休的紧张，远超出梁济个案的意义，能不让人掩卷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