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传统政治与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主张相通，基本是一个不特别主张“作为”的“小政府”模式。正因“作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产生与此配合的轻徭薄赋政策，不提倡政府与民争利。像电视剧中为国库增加库银5000万两的雍正皇帝，今日有些人或视为政绩，以传统观念看就是以苛政虐民的典型暴君。问题在于，轻徭薄赋的“小政府”在遇到外患时便常显捉襟见肘之窘境，以富强为目标的晚清“新政”举措基本是西来的，与近代西方重“管理”的观念是“一家眷属”，而与“无为而治”的传统取向恰是对立的。

庚子后新政的主要内容包括兴学堂、办实业、治警察、行征兵等，而其中一大项为地方自治，范围包括成立府州县城乡镇自治组织、调查户口和岁入岁出、设立自治研究所等。所有这些都受西来的“管理”观念影响，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而清政府的现实困境是，新政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本已不堪重负的中央财政的承受力。解决之道有二：一是进一步增加税收品种和数量，这是西方的常识，然非中国民众所习惯，必然造成对新政的敌视；二是借外债，也是史无前例之举。

在国民党统治以前，政府不与民争利的传统大致得到遵循，近世渐多的“捐纳”制和清季民初政府大量借外债，虽因不免涉及政治“腐败”和“卖国”而为时人和后人诟病，恐怕也都是小政府体制不得不行使大政府功能而又试图不违背传统的一种变通性举措。事实上，“捐纳”更多是取得进一步考试的资格或身份的转换，真正直接通过“捐纳”入仕者并不多见，故其“腐败”的程度也是想象大于实际的；但对“正途”的士人而言，这既是直接的威胁，也是朝廷“失道”的表征。而在民族情绪上升的年代，借外债则会增加学生群体的反抗。

换言之，若不解决小政府的问题，清季政府实际陷于一个诡论性的微妙处境：不作为则无能，欲作为则无财，而解决之道又处处威胁自身的统治正当性。虽历史不能后设，试想若政府将捐纳和借款所得款项悉数转换成赋税而施之于民，恐怕其因“失道”而崩溃的时间还更快，其所受时人和后人的诟病亦决不更少。

或许可以说，包括废科举在内的晚清新政有一致命的弱点，即当时已形成一股内外夹攻的政治变革压力，在政府终于认识到全面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并主动推行自上而下的系列改革措施之日，却正是大量过去维护朝廷的那些士人开始对政府失去信任之时。在士人心态与清廷政策颇有距离的情形下，各类改革的不断加速进行，也反映出政府希望可以藉此挽回士人的支持。

废科举就最能证明朝廷改革的决心，但其不仅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模式，而且连带摧毁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使两千年为四民之首的士人这一社会轴心无所适从，故推翻帝制的革命和新建以西方为榜样的共和政制都可以说是逻辑的结果。辛亥革命的“容易”是明显的，蒋梦麟后来回忆说：“革命号角一响，政府新军相继向孙中山先生投诚。短短几个月之内，统治了中国几百年的清朝帝室就像秋风落叶般消逝了。”革命的“容易”当然有其原因：事情总要了结，国家需要安定，革命者需要“胜利”，妥协则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今人常常忽视的一个要点是，事情最终是以“禅让”的方式解决的。

正因为民国代清是妥协的结果，除易姓外的其他问题还需要解决，所以对政治人物的真正考验是在此后的尝试共和之上。特别是民国最初几年，解决得好则气象一新，可取信于天下，而诸事易为；不然则麻烦开始。惜各方气度眼光都不够远大，而民间的不满开始。如蒋梦麟所回忆：“胜利的狂欢不久就成为过去，庆祝的烛光终于化为黑烟而熄灭。”

鲁迅也曾记得民元之时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更形象地描述说，民国元二年间的状态像昙花一般的怒发，而民国三四年间则像冰雹一般的摧残。可知民国代清不过两三年，就曾引起士人的普遍失望。当时对于帝制甚或“复辟”的尝试，最为史家所诟病，或也提示出一种向传统寻求思想资源的倾向，而帝制和“复辟”的失败恐怕也连带着影响了“传统”在此后的命运和作用。

无论如何，要明确认识民国代清是“禅让”这一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梁济想要表述给社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