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和体制的绝望

梁济明言，他的死“系殉清朝而死”，但又并非“以清朝为本位”，而是以其所学之先圣纲常和家传遗教为核心的“义”为本位。他进而说，“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按此为世道、社会之同义语，未必是地理意义的)。换言之，他的自杀既是殉清又不止是殉清。这至少在技术层面也是需要说明的，因为清非此时而亡，梁济自问“殉节之事，何以迟至数年”？又自答道，当初若死，“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他不能“糊糊涂涂牺牲此身”，要“看明世局弊害”，特别是“观察明白民国是何景象”，而后有所行动。

最后一语是关键。本来“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清之兵力非不能战，以不忍民生涂炭，乃“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全国人民共得硋安也”。假如“因禅让而得民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似乎也可以不必殉节；若“徒禅让而民不安”，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是不能不殉的。他七年观察的现象是，“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全与逊让之本心相反”，结论是“清朝亡于权奸卖国”。

梁济在辛亥革命前已看到“近十年来，朝野上下人心风俗败坏流失，至于不可殚述”。当时的问题是“人敝”而非“法敝”，后者可更改制度以救治，前者只能“从品行心术上认真砥砺，使天下回心向善”。故“救亡之策，必以正心为先”。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

他强调，共和与专制应该是平等竞争的关系，“因乎时世，各就其宜而用之”；而不必“作仇敌之势，互相嫉忌”。民国代清，“吾国开天辟地之新共和”乃是“数千年一改革之好机会”，若当政者能利用之以“为民造福”，便不“辜负清廷因爱民而牺牲大位之心”；反之，则“此番大举动”实得不偿失。且“以本无共和程度之国，既已改建共和，不能反汗(编者注：喻令出不能收)，惟有抱定不忍妨害社会共同生活之心”，视此“数千年改革之大机会”为“可重可珍”，据“以民为主”的“共和之原理”，尽可能“稍分人民之痛苦，减轻人民之愤怒，勿授人民以革命之口实”，或“可以杜再来革命流血惨祸”。

最重要的是，清廷之上还有更为根本的“中国”在；清既禅让，就是民国在代表中国。故“清国者，数百年一改之国也；民国者，我三古遗传万年不改之国也”。此语的表述不是特别清晰，然意思仍可理解。梁济以为，国之长远存在，必有赖以立国之道，即凝聚“国民使不离析之一种信条”。从“中国立国之本根”看，曾经“断送清国”者，也“可以断送民国”。今“清国已亡，无须恋惜；民国未亡，若不重此立国之道，促使其国不国，岂不大可痛乎”！其最后所说可能不国之“国”，就是超越于政治体制和统治实体变更之上的“中国”。故他之死虽“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

而“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正义、真诚、良心、公道等“吾国固有之性，皆立国之根本”。梁济承认“清季秕政酝酿，风俗日偷”；若民国“有人提倡正义，注重民生，渐渐向好处做去，则世道有人补救维持，不至于黑暗灭绝”，他或可不死。“无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若“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只有以身作则，“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望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故其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然后旧国性保存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