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1866－1934)出生于今日本秋田县鹿角市，他在明治维新的时代特立独行，积极反对明治政府推行的“脱亚入欧”的全盘欧化路线，而主张“东洋(东方)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日本不应该“脱亚”而应该“援亚”。他更进而主张中国和同为“东洋”的日本，从根本上说代表着完全不同于英国和“西洋”的发展模式，中国虽然在军事上被英国打败了，这种军事上的失败既有其必然性，但从长远看，却更有其偶然因素，由此而轻言中国乃至“东洋”发展模式的失败乃是一种“短见”。

内藤湖南在1899－1910年间曾经六次来华，与中国学者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交往密切，并有幸亲见《满蒙文藏经》、文澜阁《四库全书》、《蒙文元朝秘史》等珍贵历史文献。1907年，内藤受聘于京都大学，开设东洋史讲座，从此直到1926年退休担任帝国学士院会员为止，成为日本“东洋史学派”的开创者。他晚年退隐于京都一个山庄，依然关心着中国学术的发展，曾与旅日的郭沫若论学，内藤湖南于1934年在京都的乡下去世，其生前尽管有在战乱中贩运中国典籍到日本的可争议之举，但总体上说，内藤开创了日本“东洋史学派”，这一学派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内藤的中国史研究波澜壮阔，创见迭出。其中非常着名的，例如他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说”。内藤湖南据此认为，中国自宋代起就进入了“近世”，即进入到一个彻底削平封建割据和贵族势力的“君主－平民”二元结构时代，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造成了长期被特权贵族势力压制的平民地位有所抬头，而作为历史研究者，只有了解中国的君主独裁有压制贵族和封建割据势力的进步的一面，才能洞悉为什么中国自宋以来能逐步培植起平民的力量，而这一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又自然会造成清末之后，中国必然走向“共和制度”的前途。内藤先生中国史研究的洞见之一，就在于他对清王朝由盛而衰原因的辩证分析。如前所述，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清朝岁入的不断减少和开支的不断增加，“在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的60年”之间，这种收支日益不成比例和急遽扩大，竟终于铸成了清朝的迅速衰败。

一方面是开支的日益扩大。这首先是由清宗族开支的日益扩大造成的，清之宗室制度是对宋以降已被逐步废除的封建贵族制度的某种程度的“回潮”。虽然清开国后并不实行分封制，但却对皇亲和功臣实行优待政策，此优待政策还要延及子孙。而随着皇亲和功臣子孙的人口繁衍，优待数目不得不日益膨胀，优待贵族阶级的开支从而变得日益庞大。

其次，乾隆后期以来，作为满州军队的八旗军逐渐丧失战斗力，内外战争主要依靠汉军绿营以及随后的各省义勇军，结果，清王朝在照旧给付八旗军饷的同时，还要把绿营和各省的义勇军作常备军来供养，由于清政府一下子要养几只军队，开支自然空前增加。

与此同时，则又是国家岁入的不断减少。而国家岁入的不断减少，却竟是清代长期实行的、应对人多地少的轻徭薄赋之宽仁政策，以及高度平衡的市场竞争的结果，正是这一长期政策导致了国家岁入的不断下降，并最终反过来加剧了清王朝军事力量的衰落。

内藤湖南这样写道:

地租收入的减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也是清朝实行仁政的结果。在中国，几乎是每十年调查一次地租减收的情况。也就是说，每十年一次把那些无望征收的地租，予以清帐。因为有了这样的惯例，所以地方遇到灾害时，也就申请免除地租，并加以延长，达到十年，就予以清帐。--这当然是清朝颇以为自豪的仁政的结果。即天灾的地方不交地租，而且新开垦的地方也不交地租。这样，随着人口和新开垦土地的增加，国家的税收反而是不断下降的。

从道光25年到道光29年间岁入岁出情况，可以看到收入渐渐减少的结果。岁入定额本来应该是4517万两，但实际上道光25年只是4061万两，而到了29年，就变成了仅仅只有3701万两，下降的规模这么厉害。结果自然是:收入减少支出也就不能不减少了，因此，军队的饷银也只能给原来的7、8成，从嘉庆时代开始，军饷的足额发放就是不可能的，大致上是如果该发壹圆的话只能发80钱，这就是收入渐渐减少的结果之一，而不这样做实际上也无法解决。

如果我们把内藤进行的细密的财政统计与胡绳所描述的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战斗力衰弱作一下对比，清军战败的结论自然就是非常明显的了。而且，倘如我们再把内藤湖南的着作，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对照起来读，也就会更深切地感受到《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会进一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指出:在一部《红楼梦》中，竟然包含着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王朝体制盛衰循环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