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尤其要注意到:鸦片战争前后，其实又是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自16世纪以来，地中海的银行家们，先是在欧洲内部的南北贸易中，利用金－银之间的差价获利，开始了其黄金积累过程，随后，在对中国的贸易和大规模白银出口中，又进一步利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金－银差价再次获利，通过亚洲贸易增加了黄金的储备(起初的原因不过是因为黄金比白银更便于携带和长途运输)。最终，随着欧洲对于非洲的殖民活动和金矿的开采，导致欧洲在19世纪初已经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这从而为西方各国采用“金本位”制度奠定了基础。

于是，当着1830－1850年之间，普鲁士、法国--随后是美国先后废弃“银本位制”而采用“金本位制”之时，世界白银需求大规模下降了，白银的价格大幅度跌落了，而这一大变动对于白银的最大进口国中国而言，所造成的影响起码是两个。第一个影响是:世界各国、各种成色的银币纷纷涌向中国，中国货币市场上充斥着劣质白银或者白银“劣币”，这造成了“良币”--高纯度的中国“纹银”价格高企。而第二个影响是--它造成银贱物贵，通货膨胀加剧，这就对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造成了最直接的影响。上述世界货币体系的变迁，本来已经给中国固有的货币体系造成了深刻的打击，可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中国和印度贸易的英国金融家们，又与广东公行的中国买办阶级勾结起来，通过如下紧密联系着的两种方式，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金融体制:即他们一方面通过利用中国“良币”--“纹银”与各种成色的世界银币之间的差价，大量出口纹银到印度和欧洲，以投机获利，而这就造成了中国“纹银”的大规模外流。由于“纹银”是中国国家最终的结算和储备白银，是中国国库用银，更是中国的“基准货币”，所以“纹银”的外流，就极大地动摇了中国的国本。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劣质和成色不等的白银货币，又经他们之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市场，这又使得中国货币(铜、西班牙银币－纹银)之间的换算关系陷入紊乱，作为基准货币“纹银”的大量流失，更加使得货币换算关系的紊乱不可收拾，这最终摧毁了中国的货币－税收体系。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中国自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逐步确立起来的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金融体系，终于在1840年左右走向无可挽救的崩溃，另一方面，却是西方自1570年代开始日益积累黄金的活动，在此时恰恰又达到了高潮，并最终促成了金本位制度在欧美的产生，于是，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和贸易上的鸿沟，从此也就由这种货币制度的安排所铸成，并日益放大了:即从此之后，无论中国有多么大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而由于西方世界的产品与黄金挂钩并由黄金定价，所以西方国家生产的商品，就“先天性”地比中国产品更为“值钱”，同理，无论中国的出口规模多么巨大，但由于金贵银贱，这在一开始就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处于了下风。我们说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更是指上述国际货币体系变动，是指中国由此而形成的商品生产和贸易上的绝对不利局面，至今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第三，在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关系中，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金融家们，逐渐承担起汇兑贸易差额的角色，这个角色不但替代了历史上东南亚华侨所创立的“银信汇兑局”的作用，并且还把晋商汇票从中国贸易中挤了出去，从而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不得不依赖于英格兰银行的汇兑业务和汇票。有清以来，西方银行家在与中国的大规模贸易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国际汇兑垄断者角色，使得中国的贸易剩余被西方金融所掌握，这乃是随后西方金融资本支配中国经济的重要制度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和西方列强绝非仅仅是“靠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实际上，英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们，更是靠它们长期所形成的金融放债体系，逐步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贸易和生产活动，而鸦片战争不过是以暴力的方式，揭开了现代世界由资本投资主导的债务剥削体系的铁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近代失败当然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失败，因为它作为19世纪漫长历史的结果，首先表现为世界货币－金融体制的转换所导致的清国家内部货币体系的紊乱，由于作为国库存银和“货币基准”的“纹银”的大规模流失，由于大量劣质货币的流入造成的清代货币换算体系的崩溃，最终这一切，在军事失败之外，又势必对晚清的国家货币税收体系造成灭顶性的打击。由此看来，由世界货币体系的变迁、世界货币流动逐步造成的中国内部金融－货币体系的动荡，自然也并非是从1840年才开始的，而是在19世纪初的头几年就开始了、并且逐渐地加剧了。这种货币金融变迁，其实又早已经潜在地、然而却根本性地影响着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并必然会最终传导到中国的国家财政－税收体系，这就是清代国家财政日益陷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国家财政的困难，当然势必会影响到清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军事能力建设。

正如本书上篇所揭示的:中国货币体制之不合理，其实是自明隆庆元年就奠定下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明、清两大帝国崩溃的原因，都主要在其内部--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也就是说，自1567年以降实施了长达300年的货币政策，其实才是导致中华帝国从内部崩溃的最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人比滨下武志的如下论述更为直截了当:

中国在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金属的同时，其供给却需要依靠外国，这种矛盾的结果，在白银的第二次流出期突出地体现出来。这也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作为“结算手段”的银不足时导致的银贵，以及在国内作为“流通手段”的银不足时，导致的银贵钱贱。而且，这还暴露出没有直接掌握白银流通的清朝财政，却以白银为主进行征税和财政经营的内在根本矛盾。

而且，白银从中国的流出，其原因不应仅仅归结为外国贸易结构性质的变化，而更应该被看成是一个新的起点--由此产生的新的贸易金融关系的展开，决定了各国列强侵入并掌握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发生质变的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历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