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失败:清朝败于西方的根本性原因
2010年01月19日 10:43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清王朝的政治,更将中国作为“文化帝国”的统治方式推向了极致和高峰,不过,它却也使得“文化帝国”的固有缺陷更加深化了。这些缺陷包括“官-吏”分立造成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痼疾,包括由于白银依赖所造成的东南沿海商人群体买办性的加剧--这在清代广东公行制度的腐败中得到最深入的表现,更包括藩属地区、沿海地区离心和分裂势力的日益坐大。而对中国作为“文化帝国”的政治特点,现代中国政治家们大都有所领悟,例如蒋中正就将中国历代王朝政治的特性,解释为主要依靠社会和礼俗的“自治”,而非国家的控制。他说: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方面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于修筑和输浚。

然而,所谓依靠“社会自治的精神”和“乡里互助的道德”,固然是“不待政府的督促”,不过这样一来,国家的责任和能力势必下降。面对千百万“自治”的小农,国家的干涉好像是少了,但是地方势力的利益、束缚和权力因此就大起来了。国家依靠地方自治,这好像是很节省行政成本而有实效的制度,但是长此以往,国家的组织性和行政效率就形同虚设了。内部地方上的权力尚且是如此之大,而至于边疆方面,国家的能力就可想而知了,当它遇到强敌入侵的时候,不能抵抗也是自然的了。这个问题实际是自古就有,宋以降加剧,到了清代,矛盾就更是非常地突出了。

概括地说:清王朝这种“差序包容”、甚至“多主制”的统治方式之优势所在,当然就是可以极大地节约统治成本,从而导致了其以“少数民族”的规模,却成功地统治了广阔的领土--特别是幅员辽阔的边疆地区。但是,其劣势则在于,对于藩属和边疆地区长期实行的“统而不治”、“为而不有”的政策,天长日久,则必然造成一种地方主义、分离主义,这表现为治理藩属能力的下降,特别是对边疆问题的松懈。而以东邻日本的兴起为例,与清王朝对比而言,主导明治维新的日本萨摩、长州两藩,都属日本的外藩,它们的特长恰在于有着经营地方、边疆问题的长期经验,这不但导致了明治之后的日本将治理的重心确立在其边疆地区,而且更从客观上助长了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趋向。因此,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打击,其根本目标也主要是瓦解清王朝的边疆和藩属,这一点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清王朝“天下秩序”在边疆治理上的弱点而作出的明确战略选择:如日本对琉球、朝鲜、台湾、满蒙,俄国对东北和蒙古,英国对广东、新疆和西藏,法国对安南和广西。--在这个意义上,清王朝的瓦解,首先是其边疆和藩属瓦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的。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剧变,首先是从东南沿海的海疆爆发;这亦不是偶然的,那里长期以来就是引进白银的口岸,同时也是买办商人势力支配的地区,而作为“蛮夷之地”,相对于北方和西北而言,南方地区国家的治理能力更一向就是薄弱的。

金融体制的转换致使清代财政困窘

“天下”是指文化上的“大一统”和普遍的文化秩序支配下的差序格局,“天下观”中的边疆、外藩与中心或者中央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了解。而18世纪末期,中英上述“帝国天下观”与“帝国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对立,就鲜明地表现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所发生的冲突上。乾隆帝在敕谕中清楚地表达了华夏皇帝实际上没有真正统治世界上所有区域的欲望,他本人只是“中国文化圈”里的皇帝。对于非中国文化圈的国度,他没有任何兴趣,而且,中国这种“文化大一统”的制度是其他文化中的制度不能模仿、无从效法的--故乾隆帝说:“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无用。”在马嘎尔尼的时代,按照英国自己的逻辑,英国所要追求的与清王朝的“主权平等”,只能是建立在互相毁灭的武力的平衡之上,而根据当时中英之间武力的差别,中英之间这种意义上的“主权平等”还不可能通过武力来达到。因此,18世纪末历史的尴尬在于:不但清帝国没有接纳英国为“藩邦”的兴趣(因为它不属于中华文化圈),而英国也没有通过武力而与清帝国“主权平等”的能力,更没有把中国纳入殖民地的可能。这种文化上的互相“不承认”以及武力上的彼此“无可奈何”,是那次“外交”陷入失败的真正原因。

这也正如罗伯特·B。马克斯在其极具创见的着作《现代世界的起源》一书中描绘的:清王朝的“外藩”并不等于英国人理解的“殖民地”,它们从来就不是中华帝国征税的对象,而是中国以购买力的方式进行援助的对象。而英国所谓的“主权平等”也绝不等于“和平相处”或“和平共处”,而是意味着“武力对等”。“18世纪末期的时候,与中国相比,英国的势力还是不够,它仍然无力挑战中国在亚洲确定的贸易原则,尽管他们试图这样做,最着名的一次发生在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带领使团觐见中国皇帝乾隆,结果遭到一番冷嘲热讽,无功而返,英国对此之所以无可奈何,就是鉴于当时的英国和中国之间确实还没有实现欧洲式的武力平衡。”

然而,在不到半个世纪的光景,清王朝却终于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的武力所击败,鸦片战争的战败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而言都是极其关键性的,它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今天看来,鸦片战争对中国与世界的关键性影响,起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界定:

第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随后一系列的战败,使得中国日益背上了天文数字的赔款,从而使得中国由1567年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一举沦为了西方的债务奴隶,从此,近代中国就再无财力投资于发展生产和国家建设,更不要说是民生建设了。而西方列强也由此变成了中国的债主,随后,不但中国的生产活动一般都是由外国投资所驱动的,中国遂成为西方列强的资源和劳动力来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打工国家”),而且--西方列强也由生产国变为投资国、资本输出国,即从此之后,西方列强主要依靠资本投资而非物质生产,来占有和攫取世界主要财富。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由此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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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韩毓海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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