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77级考生 个人命运和国家一起改变

1978年12月11日，大考的日子终于来临。中断了11年之久的这场高考，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唯一的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学生第二年春天才入学；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由各省自主命题的国家级考试；为了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570万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参考；最后录取了27.297万人，录取比例为29∶1，也是迄今为止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

如果没有1977年那场冬天里的高考，现任云南省公安厅信访处主任的师军、省社科院副院长的杨福泉也许都是普通的工人，现任省社科院行政处处长的郑海则干脆说，想不出自己会做什么……他们是那年高考570万名考生中的幸运儿，关闭了11年之久的大学校门在那年重启，以最公平公正的考试来选拔人才。“转折”、“拐点”和“幸运”是这些77级学生在谈及那场高考时，用得最多的三个词。32年后，再回过身去看那场特殊的高考，用再多的褒奖都不为过。

不仅如此，它也是祖国改变命运的转折点。高等教育质量得以提升，中国的人才培养也重新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成为一个国家复兴和走向繁盛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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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没关系“几乎是妄想”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全国高校从那年起停止招生。彼时，师军刚刚7岁，当然，那时的她还想不到，高校停止招生对她意味着什么。母亲出生于过去的贵族家庭，后来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学院学习，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在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上，母亲一直坚持，女儿家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不像男孩，靠做苦力也能谋生。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16岁的师军高中毕业了。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5年1月2日，一辆大卡车载着包括师军在内的8个学生，轰隆隆地向着呈贡县白云大队驶去。刚到村口，一大群农民茫然地看着他们，村口的茅草屋顶上，烂茅草上又长出青草，在寒风中摇曳，越发一片破旧。

次日早晨，师军戴上口罩，准备去小卖部买个香皂盒。刚走出几步，就听见几位农民打趣地说，“看，那个城里学生戴个‘舀粪兜’，哈哈哈……”冬天戴口罩在城里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乡下，却成了村民们的笑料。精神上受折磨，身体上也没少吃苦头。第一天砍柴，师军磨破了手掌，只砍了5根树枝；更要命的是，她的皮肤对紫外线过敏，出工一晒，身上全是红疙瘩。一天下来，挣6个工分，合3毛1分2厘钱。

“格格不入”是师军形容她在农村的那段日子。不过，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她从未放弃对读书的渴望。在下乡的行李中，她带着整整一箱书，那些书就陪着她的闲暇时间，一个人看书时，耳边不停地萦绕着母亲的教诲，“女儿家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一箱书看完，母亲会从家里给她带来新书。看的书越来越多，但这些知识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她不得而知。让女儿上大学一直是母亲的梦想，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个妄想。彼时，上大学的唯一途径是靠推荐，但这样的机会对她来说，微乎其微，因为自己既没关系，也不会去拉关系。

拒绝

送礼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未来同样茫然的还有离师军几公里之外的郑海，他也是从昆明下来的知青。按当时的政策，知青下乡两年后就可以被各个工厂计划性指令招走，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一分子；要是招不走，那么只有一条路，成为一辈子的农民。“我1974年当知青，到76年已经满两年了。看到齿轮厂、链条厂来招人，我没报名，我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做工人，我父母亲算是小知识分子，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书。但是，不当工人也不知道能干什么，还是有些迷茫。”郑海回忆，两年后，同来的知青渐渐地开始离开，当兵或当工人，而自己却还见不到任何未来。当时，自己理想的职业就是成为作家或记者，这个梦想要想成为现实，显然，需要文凭。如果想获得推荐的机会去上大学，对于有着文人独有气节的郑海来说，为几斗米折腰，去跟村里书记、村长等领导拉关系，还真是件难事。

家里越来越为郑海的未来着急了。老父亲带着一条烟、几瓶罐头来看他，教他晚上一定要送到村书记家中。那是郑海第一次为自己的未来送礼，趁着朦胧的月光，19岁的小伙子带着烟和罐头朝书记家走去，脚步十分沉重。为了一个推荐的机会，真的要这样吗？他一路走一路想，在看见书记家灯光的时候，郑海坐在路边的泥地上，抽了两根烟后，做出了决定:不去送礼。当然，这不能让父亲知道，后来，烟和罐头被他同几位知青一起分享了，大家一起好好地打了打牙祭。

不过，除了对未来迷茫外，在农村的大部分时间，郑海说，都是非常快乐的。他喜欢农村的无拘无束，那时，知青做工已经可以实行“计件”，挑肥、砍柴可以多做多得，这样灵活的机制让他有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读书。下乡时，郑海给自己做了个特别的小箱子，打开，便是一个立着的书柜；合上，就是一个锁起的箱子。这个小箱子是他的“小图书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看完了，便到家里再换一批来。干文字活是他那段日子的精神寄托，这也为1977年的高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高考

恢复只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

1977年8月，广播里传来邓小平坚定的表态，“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恢复高考的传言很快在民间迅速传开了，真的要恢复高考？考上大学是不是可以回城了？这是知青们彼此间问得最多的问题。

1977年10月底，师军在昆明的妹妹突然接到居民委员会的通知，要恢复高考了，赶紧准备准备，12月就考试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在宣传: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就可以自愿报名，参加统一组织的高考。仅仅有一个多月就要考试了，这让知青们既高兴又紧张，还忐忑不安。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到底该怎么考，考什么，大家谁都没谱。家里有书的，把大箱大箱的书送到农村，让知青在劳动之余抓紧时间复习；家里书少点的，忙着给孩子收集报纸，油印各种能找得到可能有用的学习资料；新华书店的门外，彻夜彻夜地等着排队来买书的人……

师军白天忙着出工，只能趁着闲暇的时间翻翻书。考试头几天，母亲来乡下看她，已经是晚上10点多，18岁的女儿仍在打谷场上熟练地用着簸箕，一脸汗水一身灰。“军军，像你这样，怎么能考得上？”母亲叹了口气，拿出带给女儿的书，《中国文学史》、《FOLLOW ME》等。

郑海也一样，在准备高考的短短一个多月里，他翻出了高中的教科书，那是他唯一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