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医生是铜矿的医生，年纪和我们知青差不多。虽说他不是医学院的本科生，但在我们这个缺医少药的山村村民看来，医专毕业生也算得上一位大医生了。

铜矿离我们海源村只有二里地，村民常常请他看病。他的“背书先生”的雅号是我们知青给取的，只因他替人看病时有个怪习惯，口中必定念念有词，像在背书。比如看个感冒，就会罗里罗嗦地说出一大篇话来：“发热轻，无汗，头痛，四肢酸痛，鼻塞流涕，咽痒不适，这是风寒症，宜以辛温解表。如发重热，有汗，头胀痛，咳嗽，吐黄色浓痰，或又口渴、咽痛，就是风热症，宜以辛凉解表。根据病人的症状，应该是感冒中的热症……”我们在一旁差点笑出声来，上海的医生哪有这样看病的？

邓医生面目清秀，皮肤白皙，还常常流露出一点小知识分子的臭毛病。比如下了班无事，不去宿舍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去贫下中农家访贫问苦，却枯坐在石拱桥下的大青石上，眼睛凝视着远方，默默地沉思，一坐就是几小时。虽然我们是知识青年，称谓中也带有“知识”两个字，但在那时却也十分瞧不起知识分子，对邓医生不免嘲讽多于尊重。他那种情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小资”，挺时尚的，而那时我们看了只觉得有点酸，忍不住想笑。

又曾听到过一个“段子”，说他一次到老俵家替孩子打针，手里捏着针筒，眼睛却死死盯着主人在油煎“麻糍”——一种糯米食品，油煎后拌以糖和黄豆粉，是过年奉客的上品——一针下去没扎准，痛得孩子哇哇大哭。真笑死人。也不知这事有没有经过艺术加工，不过因为对他没啥好感，觉得他嘴馋，受不了山区的艰苦生活，发生这种事想来也不足为奇。我们不喜欢邓医生还有一个不上台面的原因——他相当清高，不把我们上海知青放在眼里。

不久，知青班的同凯当上了赤脚医生。他从未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只是对医学有兴趣，看过几本医书而已。由于条件限制，他不可能培训完了再来看病，用一句当时挺时髦的话来说，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为村民看病常常是一边询问病症，一边翻参考医书。这时他才深有体会地说：“比起邓医生的‘背书先生’，我还大大不如，只能算个‘翻书先生’。我即使想当他那样的‘背书先生’还要努力许多年哪！”

30多年后，同凯早已双鬓如雪，成为一个大医院的主治医生。一次相逢，他告诉我：“还记得铜矿的那位‘背书先生’吗？我近日在网上得知，他已经出版了好几部医学著作。‘背书先生’成了‘著书先生’，不简单啊。”我问：“那你呢？”他笑笑说：“兄弟不才，只陆陆续续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勉强凑成了一本。”

是呀，在那特殊的历史年代，没条件按部就班地培养医生，如今的“著书先生”中可能有不少都是从当年的“翻书先生”、“背书先生”一步步走过来的。

最后还得补充几句，不然对邓医生就很不公正了。现在回想起来，邓医生人品还是挺不错的，他出身城里的中医世家，主动要求到偏僻的山区铜矿来工作，一干就是十来年。这些年里，他不断专研医道。村民有急病，半夜敲他的门也从来没有被拒绝的。但在那时的舆论氛围中，凡跟“知识”沾边的人，他们的缺点都被摆在放大镜下分析研究，优点却常常视而不见。我敢说，现在的知识分子表现有他一半的好就可以登报纸、上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