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虽然只有三届，但是它却是两个时代命运的转折

阿宁也曾经是一位知青的典型。只不过，她和蔡立坚、高崇辉那样的典型不一样，她不是那种刻意干出来的，不是那种有思想、有精神、有作为的一心所为。她是在意外之中被当成了典型。如果说前者的典型有其必然性，她的这种典型确实完全出于偶然性。前者的典型，是栽种下的大树，她只是被一阵风吹落下的一株小草或蒲公英，被特意移栽在花盆里，精心的让她花开香溢。

阿宁是 1967届初中毕业的北京知青，1968年来到雁北插队。她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来插队并不是情愿的，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家里受到冲击，自己无可奈何才来插队的。她不是那种激进型的人，她只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插队断送了她读书上大学的梦想，她只好来插队，但看到并不是她一个人的梦想遭到了毁灭，便也没有怎么多想，虽然有些无奈，却很快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她想得很简单，别人怎么过自己便也怎么过吧。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想别的事有时会很多、很丰富，甚至会灿烂如一天云锦，但她很少对别人说出口。她只是把一切埋在心里，是苦也好，是福也好，都自己在心里悄悄消化。她从没有想到自己要当先进，要当典型，她也从来没有想到在插队的乡村里自己要比别人多得到一些什么。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别人得到的好处，她都没得到过；而别人遭受的难处和苦处，她却无一幸免全尝到了。她干吗要想那些跟她从来没有关系的好事？

但是，在秋收一次打麦子的时候，她戴着的一只手套被打麦机卷了进去，随之整个一只胳臂都被卷了进去，而从打麦机喷筒里喷出的只是粘着血迹的红麦粒。

她失去了一只胳臂，成了典型。

像她这样的典型，在我们知青中有很多。在我所插队的北大荒，我们农场就曾经有过和她一样的典型，也是一位北京女知青，也是在麦收时节，打夜班收麦子，她一连几夜没睡觉，太困了，就倒在麦地里睡着了，大概怕着凉，她在身上盖了一层麦秸。一片金灿灿的麦秸在月光下闪光，收割机开了过来准备拐弯去收割下一片麦田的时候，以为真的是一片麦秸，便开了过去，从她的腰间压了过去。腰伤致残，她成了典型。

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金训华。

以自己的行动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蔡立坚、高崇辉。

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就是像阿宁和我们农场的这位高高个子漂亮却永远腰伤致残的姑娘。

其实，一代知青的典型，都是以整个青春作为代价，而成为当时时代的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成为日后夹在历史册页的一枚被虫蛀噬的残缺不全的书签。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最大的区别是干活少了，总是到处开会。她并不爱开会，也不善言辞。但是，典型和开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会就如同刮风一样，将典型刮得身不由己，不知所从。阿宁是那样一个柔顺听话的人，她当然更要拖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口，被各种各样的会刮得到处乱飞。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更大的区别是，村里、县里凡是有好事总是第一个想到了她。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层层在上的各级领导和争强好胜的人们常常忽略她的存在，她在村里确实像是一只柔弱的小猫一样，太不起眼了。但是，后来不同了，人们对她格外好了起来，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典型，更是因为她失去了一只胳臂，人们同情她，一个好好的姑娘，一只胳臂没有了，凡事当然都要想到她，照顾她。

村里第一个招工当县城里的售货员，她被推荐招工走了。

第一个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她被推荐上了大学的中文系。

有时，她会涌出这样的想法:生活对她也算是公平的吧，让她失去了一只胳臂，却让她也得到了一些在当时一般知青难以得到的东西。她不该抱怨什么了。但有时她又想，如果能用以后得到的这些东西来换自己的那一只胳臂，她宁愿要那只胳臂呀。

可是，这一只胳臂永远离开了她。

大学三年级，一位当兵的同班同学，知道她是个典型，对她很敬佩，一直很照顾，很关心。每次回家探亲，都是这位当兵的帮助她拿行李，照顾她上火车，一直把她送到北京的家里。三年的大学生活，她对这位当兵的充满感激之情，也隐隐产生了爱慕之情。班上的许多同学都看出来了，就怂恿当兵的，当兵的其实也感觉出她的这份感情，而且当兵的自己也常常涌出这种和她一样的爱的涟漪。但是，考虑到真的要是结婚以后的实际生活，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的眼睛里总是晃动着她的那只空荡荡的袖口。他对好心怂恿的同学说:“当朋友可以，我可以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照顾她。但要是当妻子……”

阿宁的第一次恋爱，像是一只蛋壳里的小鸟，还没有啄破蛋壳就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