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夏

"龙口夺粮"的时候到了，知青一人领了一把镰刀。"磨刀不误砍柴工"，每天再累，收工后也不忘在磨刀石上磨一磨。每天凌晨四点，安装在知青大院中央高高的电线杆上的高音大喇叭一播放"东方红"的乐曲，我们就赶紧起身去收割小麦。在小清河南边的一大片麦地地头，齐刷刷地分别站着知青和社员，凭着年轻，知青并不怕老练的社员，要与他们一比高低。从地的这一头到那一头，只要一猫腰挥镰，就是中午老阳当头再见，这时就要看镰刀的功夫了，为什么磨刀？不磨刀不仅割得慢，很快就会被人家甩出好远，越慢被人家甩下的麦垄越多，而且有的人还会割着自己的脚或腿。

割完麦子，开始打场脱粒。在脱粒机前连轴转，疲惫以致麻木，不停地喂料、出秸、扬场、晒麦、装袋、上囤，像一台机械。

只要回到住屋，就先用瓢舀起大水缸里的凉水，咕咚咕咚痛快地喝下一大瓢，晚上下工草草洗涮，就钻进闷热的蚊帐中。知青中很多人拉开了肚子，有痢疾，有肠炎。三天后，我感到肚子火辣辣地疼，脑瓜烫得厉害，晚上睡不着觉。有的知青家长赶来，看到满屋狼藉，知青累得根本顾不上收拾，一边帮扫地，一边擦眼泪。几个女生，蜡黄着脸，被大队派来的手扶拖拉机拉着送回家。我舅舅赶来看我，但我就是不愿回家。就这样，上吐下泻的一直坚持到夏收结束，我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多少年以后，我还听别人说我那时的"惨样"，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他们送回家的。到医院看病起先差点被当作"伤寒"误诊，高烧不退，特意从父亲的工厂讨来了冰块，放进冰袋，镇了整整一个晚上，汗湿透了医院的几床被褥才退烧。

九、互助

至今我有一事弄不明白，像三夏、三秋及挖河，干这种很累的活儿的时候，男知青怎么也吃不饱（知青自己有专门的伙房，并非伙食差、少），女知青却吃不了，有的竟比平时还吃得少。

和我同一宿舍的郑某一天数三四遍自己的饭票，挺大个老爷们就像小媳妇藏着自己的细软或体己钱。伙房离宿舍也就几十米，有一回吃面条，我眼看着大个子刘某端了一大海碗从伙房回来还没走到宿舍，就又返回去，"吸溜完了，没够！"

一天，中午休息正睡得昏昏沉沉，忽然听得有人在敲窗子，叫着我的名字。极不情愿地磨磨蹭蹭出去，却发见一个女生站在窗外，"干什么呢，你！叫你这么半天也听不见。"她嗔怪着，"给你！"随手塞过来，我一下子瞪大了眼睛，竟然是一大摞饭票！看我发傻，她又说，"我们女生攒的，看你们男生饿得那样，你去给他们吧！"我如获至宝，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谁人只要一从家里回来，大家就会扑过去，那人一准带回来好吃的。其实，那年月带不了什么，也就是一罐咸菜，但他一定会与众人分享，自己反倒剩不了两口。

至于干活时互相帮助，那更不用提了！谁也不记着，不放在心上。几十年后，都成了五十开外的"老头"、"老太婆"，说起来谁帮谁谁割麦，令正累得臭死的某某喜出望外；哪个给哪个裹伤，让其其感到姐妹般的温暖。"那时是不是有那个意思？"哈哈一笑。

十、建房

睡大通铺影响知青休息，下大田、喂猪、养鸡、赶大车、积粪，知青干什么的都有，上工班次不一，互相打扰。又陆续来了几个知青，包括从劳动教养院放出来的，住的地方不够了，大队决定利用上边拨下来的钱，再盖一排红砖房。

知青当然高兴，利用"业余"时间，帮助运砖、和灰，当小工。当十几间红砖房盖好后，知青又在院子当中打井汲水。汲水要安装露天的"压水机"，我们就四个人一组，同时一上一下将铁管子钻入地下，取出泥土。记得几个人正用全身力气拼命打井，打着打着，"哗"的一下，从井筒上面的铁管中喷出水来，弄得我们满身全是水和沙子，老农喊，"见着水了，成了！"

从此，我们告别了土坯房和大通铺，搬进了三四人一间的砖瓦房，男生住后排红砖房，女生还住前排的灰砖房。

十一、中秋

转眼到了"八月节"，王大爷开恩组织知青会餐。把知青养的猪杀了一头，弄了几桌菜，开了几瓶二锅头。刚开始知青们还兴高采烈，不知谁说了，"快看，月亮上来了！"可不是吗，原来还半隐在云彩间的一轮明月，一晃就挂在了头顶，那亮的、大的，似乎一伸手就能够着。突然谁也不说话，愣愣的，想家、想心事。"哇"的一声，谁突然哭开了，拉长了音，声音那叫一个惨。本以为是女生，循声望去，竟是男生郑某。哭就哭吧，这小子也不知是真喝醉了还是假醉，抬身要掀桌子，别人哪干，使劲摁住他，"噗"的又一声，他将肚里的酒象喷泉一样地泚出来，恶心得大家四散奔逃。就有人想揍他，好容易被劝开，这家伙又在院子里扒窗踢门，害得大家心里跟着难受。

十二、挖河

十月底，收完晚稻后，全公社组织开挖"小北河"。这条河从东湖大队穿过，离望京和大山子不远。原来的河床淤塞，水流不畅，我们的任务就是扩宽河床与清理淤泥。

在数公里长的河边，各大队一字排开，两岸红旗招展，歌声阵阵。原来各队都精心挑选了壮劳力，摆开阵势，比进度比质量。我们这些被挑选上的知青，还感到自豪和光荣（几天后，还有些不行的被"遣返"换走）。

谁能想到挖河与"放卫星"竟联系在一起，"放卫星"就是两头不见太阳的干活，早晨天不亮就出发，晚上天不黑下来决不收工。正好我们排的排长张某干活有句口头禅，"黑了黑"，就是在队里干活，社员问他什么时候收工，他就瓮声瓮气地说"黑了黑"，意思天黑透了再回。那活干的，顶呱呱。

每天凌晨，睡眼惺忪地被叫醒，往嘴里塞上一个就着咸菜的大窝头，常常是边走边吃，到得河边立马开干。下到近两人深的河底挖泥，仅仅满锹根本不解气，非得深得连锹把上都靠上河泥，再往上甩或者装车。装车也不叫"装车"，叫"捍车"，就是把独轮车"捍"得满了尖才推走。斜坡烂泥，不发力大喊或大骂一声是推不走的。中间休息一次，刚开始几天休息时还站着或坐着，后来哨音一响，齐齐倒地和衣而卧。中午"歇息儿"吃饭，大桶的猪肉炖粉条一抢而空，五六个馒头一下子顺嘴里，想起相声中说的，"哪个不挨哪个就下去了"。

中间还有两个小插曲：一是让我写了首诗歌到公社广播室去念，连续播了几次，我回来正听见，自认为诗本身还写得可以，但我那咽炎的嗓音，实在是连自己都羞听；二是有一天突然拉了一个人到工地批斗，是一个女知青，说是与年轻男社员"乱搞"。那女知青是别村的，不认识，只见她白净脸，低着头，一缕长发耷拉着盖住挺水灵的眉眼。"他妈的，斗什么斗！"很多知青心里不是滋味。

十三、去留

初秋时分传来消息，老知青要分配回城了。也没见他们怎么兴奋，倒是有些怡然、默然。但却在我们这帮知青中，掀起了漪涟。收工回来，宿舍里的欢笑声也没那么多了。很少有人公开谈论这一话题，但每个人都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

没有人走的时候，尤其是身边的人，大家在一起过集体生活，虽然艰苦，但却有意思。只要一有人将要离开，青春的心就自然地被拨动，开始躁动不安。情绪可以埋在心里，情绪也可以写在脸上。

记得有一天，我和一名女知青在村中黑板上出板报，大标题是"正确对待走与留"。

老知青走了，但我记住了他们，记住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我特别记住总是略显腼腆的大个子曾对我说的话："你有热情，但革命热情能够坚持多久？"想来，话虽简单，大有深意。

老知青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想走却走不了了；一种是走了却又回来了。一个女生，还有肾炎。但是人挺浪漫，大眉大眼生得挺漂亮，在回城几个月后，又回来了，自己曾对人说喜欢插队生活，也有人说是嫌分的工作不理想。没走得了的，下面还会谈到。

没有想到，过了不久，我自己也面临着"走与留"的问题，只不过不是回城分配工作，而是调动换地方。

王大爷找我并对我说："公社要你，想让你到那里工作，你准备一下去吧。"

说心里话，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想去。还是想与后来同被戏称为"四人帮"的三个同学、朋友在一起。但这事由不得我。第二天，我生平第一次"行贿"，特意为王大爷买了两盒"八达岭"牌香烟，时价每盒两毛七。晚上，挤在一间屋里，与仨哥们聊了一宿。一早，借了辆三轮车，铺盖卷往上一扔，和我一排的老孙与我边走边聊，中午，来到了公社畜牧站，帮助搞宣传工作。开始挣"工资"，每月十几元钱。公社南湖大队有个养猪场，当时全国闻名，毛主席曾经题词："一定把养猪事业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