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凯文·卡特，1994年7月27日被发现死在他的小货车内，显然是自杀身亡，终年33岁。

1993年，卡特和西尔瓦一起赶到北部边界去拍摄遍地饿孚的苏丹的叛乱活动。当飞机一降落在伊阿德村，卡特马上着手拍摄那些饥民。

为了让自己从成堆的快要饿死的人的悲惨景象中放松一下，他走进了灌木丛。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哭泣，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正当他蹲下来拍照时，一只大鹰落在镜头里面。卡特小心翼翼地选好角度，尽可能不让那只鹰受惊。后来他说，他在那儿等了20分钟，希望那只鹰能展开翅膀。拍完照片后，卡特赶走了大鹰。注视着小女孩继续蹒跚而行。

然后坐在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西尔瓦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卡特不停地嘟嚷着想要拥抱他的女儿。

4月18日，“平平俱乐部”的一伙人又开赴托可扎，拍摄一 次暴力事件。因为阳光太强，卡特回到了城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他的密友奥斯特布鲁克在托可扎被枪杀，莫尼诺维奇受了重伤。

奥斯特布鲁克的死彻底击溃了卡特。第二天他就回到托可扎，尽管暴力活动依然十分紧张。他说应该是他而不是肯去挨枪子儿。

据朋友们讲，卡特开始公开地谈自杀的事，一部分原因是密特朗这件事，更主要的是他对钱的焦虑，他已经入不敷出了。因而他很痛快地接受了一份出发到莫桑比克的任务。尽管定了三个闹钟，他还是误了早班飞机，更糟的是，当他从莫桑比克回来时，又把一包未冲洗的胶卷落在座位上。当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驱车赶到机场时，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卡特恨不得去死。

7月27日，卡特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显得很快活。在床上一直呆到午时，他出去拍了一张片子。他向朋友们倾诉他的苦痛，有人劝他去看精神医生。

最后看到卡特的人是奥斯特布鲁克的遗孀莫尼卡。夜幕降临之时，卡特不请自到，向她讲述自己。还没有完全从丧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的莫尼卡当然不能给他什么安慰。时间大约是5点3O分。

晚19点，卡特开着他的红色长车来到布莱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边。小时候他常在这里玩。他用银色的胶带把一截花园里用的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穿着没洗的牛仔裤和 T恤衫，他启动了车子，然后打开身旁的随身听，用一只袋子枕在脑袋下面当枕头。

他留下的遗书充溢着恶梦般的呓语。他极力想写下自己的一生，分析自己的性格，还要解释、道歉。在从纽约回来后，他写到:“心情恶劣，没有电话……没有付房租的钱……钱！！！我被鲜明的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儿童、快乐的疯子的记忆纠缠不休，总是警察、总是屠夫……”然后是:如果运气好，我去找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