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恨家仇

五次中东战争让阿以之间仇深似海，两次海湾战争让美国挥师沙漠。两伊战争，黎巴嫩内战，也门南北冲突，库尔德人起义，大大小小的冲突延绵不绝，无数平民的生命化为历史的尘烟。

中东战争期间，沙龙、阿拉法特等一个个风云人物以军人身份走上历史舞台。阿萨德、侯赛因、萨达特都曾长期在军中服役，阿拉法特是著名的游击战领袖，拉宾在1976年赎罪日战争时担任以色列三军总参谋长。利比亚的卡扎菲最喜欢别人称他为上校。已沦为阶下囚的萨达姆，也是军人出身并靠政变上台。

犹太人似乎赢得了每次战争，却注定无法征服数以十倍计乃至百倍计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如汪洋大海包围着以色列这个孤岛，却也无法将这有限的犹太人征服。

但强硬，勇猛，生命力顽强，是这些传奇人物的共同特点。

“生存大师”阿拉法特曾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82年，黎巴嫩战争，时任国防部长的沙龙率数万以色列大军兵临贝鲁特城下，阿拉法特在危急中被迫登上一艘希腊舰船，漂向新的流亡之所。10年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巴勒斯坦，他俯下身亲吻这片土地，泪流满面。

因为黎巴嫩的大屠杀事件，被称为“屠夫”的沙龙千夫所指，被迫辞职。

你死我活的斗争，注定阿以仇深似海，也注定了中东和平的命运多舛。

2000年“大马士革雄狮”阿萨德在壮志未酬中去世，“赎罪日”战争中叙利亚虽然前期有所胜利，但最终没能夺回戈兰高地。这是阿萨德至死的痛，1967年6月以色列侵占大片阿拉伯土地奠定直到今天的战略优势时，阿萨德刚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不久，目睹国家的惨败和耻辱，他闭门三天未见外人。叙以矛盾也成为今日中东最难化解的坚冰。

壮士断腕

以色列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佩雷斯在《新中东》一书中说:一场战争的结束，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经历过战争残酷的将军，有时确实更知道和平的可贵，更有媾和的决心和远见，也更能说服民众接受“痛苦的让步”。拉宾如此，沙龙也如此。

拉宾有一句名言:“相信我，2万或4万名示威者的呐喊，远不如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流下的眼泪更令我震撼……我是一个经历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

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支持萨达姆的阿拉法特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被迫放弃革命恐怖主义路线。他的橄榄枝和拉宾的橄榄枝连在了一起，“勇敢者和平”正式启动。拉宾、阿拉法特，还有时任以色列外长的佩雷斯，荣膺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

“赎罪日战争”的惨烈，也使有远见的政治家陷入思考。以色列总理贝京终于体认到:犹太人不可能依靠枪炮获得安全；埃及总统萨达特也清楚:用武力从以色列手中收回西奈半岛纯属梦想。萨达特勇敢地对耶路撒冷进行了访问，随后缔结了1978年戴维营协议，撕开了阿以铁幕间的第一道缝隙，他和贝京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沙龙完全掌控政权后，他也面对现实开始转型。晚年沙龙有着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他以铁和血改变了中东和平进程:他撤离加沙，粉碎了极右翼犹太人的“大以色列”迷梦；他退出利库德集团，另起炉灶组建前进党，重写了以色列的政治版图。

此前，他不顾中东局势彻底崩盘的危险，“定点清除”了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及其继任者兰提西，封杀了阿拉法特，并建立了对以色列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隔离墙。

沙龙以“推土机”的作风，完成了从一个狭隘鹰派人物到一个理性政治家的转变，他的“狐步舞”让世界刮目相看。他的个人命运，已同和平进程紧紧相连。

但在中东这片淌血的土地，和平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10年前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拉宾的生命，鲜血染红了他“和平终将实现”的讲稿。萨达特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英雄何竟仆倒”，这是一个极右翼犹太拉比以《圣经》中扫罗王被杀典故，向沙龙发出的“追杀令”。撤离加沙后，一些以色列极右势力视沙龙为犹太人的“叛徒”。以总统卡察夫也警告:小心拉宾的悲剧在沙龙身上重演。

但最难以预防的敌人，却是时间。

77岁的沙龙显然明白这一点。他最近两年以让他的追随者喘不过气的快节奏推出重大举措，就是在和时间及健康赛跑，但他毕竟廉颇老矣，力不能支了。

英雄末路，壮志未酬！这是个人的悲剧，何尝不是时代的悲剧？在萨达特、拉宾、阿萨德的葬礼中，同样的悲壮，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