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为“斋月战争”、“十月战争”、“赎罪日战争”，是指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于1973年10月6日向以色列发动的战争。

1967年六·五战争爆发前，纳赛尔高喊“消灭以色列”和“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这些口号作为政治目标一清二楚，调动了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参战热情，但是作为军事目标则显得空洞无物。“由于军队不知道应达成的军事战略目标是什么，只是盲目地向西奈半岛集结”，结果纳赛尔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导致了六·五战争失败和大片国土的丧失。所以，“军队不是六天战争失败的原因，而是牺牲品。”

六·五战争结束后，纳赛尔在血淋淋的教训面前再也不敢空喊“消灭以色列”的口号，实事求是地把收复西奈半岛作为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但刚刚重建的埃及军队哪里是以色列的对手，纳赛尔一直到死也未能实现跨过苏伊士运河的梦想。萨达特就任总统的同时，也继承了收复失地的庄严使命。他知道埃及军队的总体实力尚不能同以色列抗衡，特别是在苏联一再拖延武器供应的情况下，埃及不可能收复西奈半岛。因此萨达特接受了罗杰斯倡议，提出了与以色列单独媾和的设想。但以色列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对和谈开价过高，令埃及难以接受。美国是唯一可以左右以色列的大国，但它不愿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69-1974）在1973年2月和4月两次会见埃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他说：“我希望萨达特作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能把事情建立在希望和幻想之上。现实说明你们是战败者，你们不能要求战胜者所要求的东西。你们必须做出某些让步，以便美国能够帮助你们。”有鉴于此，萨达特认为：“除非我们在军事上扭转局面，否则永远也不会在政治上解决问题。”他决心诉诸战争，用武力来说话。当时流行的一个著名口号--“没有声音比战斗的声音更响亮”，就是对这种情况的反映。

此外，埃及国内和阿拉伯世界的舆论都强烈呼吁开战。六·五战争不仅使埃及人民蒙受了奇耻大辱，整个阿拉伯民族都感到脸上无光。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渴望收复被占领土，洗刷失败的耻辱，打破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同以色列之战是挽回名誉之战，是正义之战”。从1968年到1973年的五年中，埃及为准备作战花费了80到90亿美元。“这对埃及人民说来，是厉行节约和作出牺牲的时期，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这样无限期地忍受下去。”同一时期埃及政府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1.1%用于军事开支。人民群众含辛茹苦，默默忍受，如果不采取军事行动，恐怕无法向人民交待。1972年2月开罗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准备向以色列开战，清除亲美分子。随后工人又举行了一系列罢工，支持学生们的要求。萨达特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懂得开战是摆脱诸般困境的唯一选择。

然而高级军官们对开战疑虑重重，害怕埃及再次被以色列打败。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召开高级军官会议，试图解决“打还是不打”的争论，牢固树立“打”的思想。国防部长萨迪克提醒：“以色列可能随时向我们发动进攻，……摧毁现在对以色列构成极大威胁的埃及及其武装部队。”国防部副部长哈桑担心：一旦开战，“结局可能是，以色列将处于比现在更强大的地位。”萨达特开导说：“国内许多人仍然对将要打仗表示怀疑。如果我们止步不前，国内情况将会恶化。我们必须冒适当的风险。”中央军区司令哈比尔不客气地反问：“适当的风险？为什么？为什么不完全避免风险呢？”萨达特对这三位高级军官的怯战态度十分恼火，下令解除了他们的职务，任命艾哈迈德·伊斯梅尔为新的国防部长。

伊斯梅尔采纳了总参谋长萨阿德·沙兹利制订的“有限进攻战略”。沙兹利本人对“有限进攻战略”的解释如下：“我们无力发起大规模攻势去歼灭西奈半岛上的敌军重兵集团，或者迫其撤出西奈和加沙地带。我们的力量只允许我们发起有限的进攻。我们的目的可以是跨过运河，摧毁巴列夫防线，然后采取守势。”沙兹利的理由是：埃及空军力量明显弱于以色列，没有制空权是难以取胜的；埃及的萨姆导弹射程有限，只能为十英里以内的埃及部队提供保护。沙兹利的“有限进攻战略”被萨达特批准，成为十月战争总的战略目标。1973年10月1日，萨达特对国防部长伊斯梅尔下达了作战指令，其中说：“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使以色列遭到最大可能的损失，使它相信继续占领我们的领土将要使它承担不能支付的代价。”

所以，萨达特发动十月战争决不是为了实现阿拉伯民族“消灭以色列”和“解放巴勒斯坦”的伟大理想。萨达特和他的高级将领甚至对收复自己的国土--西奈半岛也没有信心，只是想“根据武装部队的能力，通过军事行动，向以色列的安全理论挑战”，让以色列明白：埃及不会屈服于它强加的条件，不会放弃自己的国家领土和主权。萨达特希望通过“向以色列提出挑战可能产生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可以逐步导致从根本上改变敌人的思想、心理和侵略的意向。”一句话，改变以色列的傲慢姿态，迫使它同埃及进行和平谈判。因此，笔者认为十月战争是萨达特和平战略的一部分，其基本目标是“以战促和”。

1973年10月6日埃军向以军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摧毁了巴列夫防线，跨过了苏伊士运河，在东岸大约10公里以内的区域建立了桥头堡。十月战争初期，埃军在战场上进展顺利，以军处境艰难，被迫向美国求救，“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以军凭借美国空运的新式武器装备和卫星拍摄的战场形势图片，不久转败为胜，从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的结合部插入，渡过了苏伊士运河，占领了运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缺口”，直接威胁到首都开罗的安全。埃军多次试图肃清缺口之敌，均未成功，埃及第三军不幸被以军包围。萨达特在这种危险时刻，被迫用接受停火的方式来挽救局面。他于10月22日宣布接受安理会338号停火决议，“因为我不允许我的军队再一次遭到毁灭，不许我的人民，人民的财产遭到毁灭。”阿萨德强烈反对停火，但在埃及接受停火的情况下，叙利亚不可能单独战胜以色列，因而也不得不接受停火。

苏联作为埃及和叙利亚武器装备的提供者，担心埃、叙再次被以色列打得一败涂地，损害苏联的声誉和利益，故此呼吁美国敦促以色列停火。美国害怕以色列一意孤行导致美苏直接对抗，因而也对停火格外热心。10月2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务卿基辛格（1973.9-1977.1）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签署美苏停火协议。安理会在美苏停火协议的基础上于10月22日通过了著名的第338号决议，要求有关各方立即就地停火，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242号决议的所有内容，用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在中东建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对停火协议火冒三丈，迫于美国的压力也不得不接受。

埃以虽然都宣布接受338号决议，但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立即停止，以色列仍想消灭被围的埃及第三军2万多人，埃军坚持顽强抵抗。安理会又于10月25日通过339号决议，要求埃以回到10月22日的停火线，并决定向中东派遣联合国紧急部队。在美苏的强大压力下，10月27日埃以最终实现了停火。停火虽然实现了，但埃及第三军和苏伊士城仍被以军包围，面对面的军事对峙仍有可能演变为新的武装冲突。

1973年12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日内瓦发起召开“中东和平会议”，埃及、以色列、约旦派代表出席，叙利亚拒绝参加。因与会各方分歧太大，日内瓦和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基辛格于是亲自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来回穿梭游说，终于使双方在1974年1月18日签署了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协议规定埃及和以色列严格遵守安理会停火协议，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和准军事行动；规定缺口地带的以军撤回到西奈半岛；在埃及军队和以色列军队之间部署联合国紧急部队。这意味着以色列默认了埃及对苏伊士运河以东部分领土的收复。埃以达成脱离接触协议，对叙利亚产生了极大压力，阿萨德被迫降低了与以色列脱离接触的要价。在基辛格的努力下，叙以也在1974年5月29日达成了脱离接触协议。

埃以虽然签署了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但埃以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1974.5-1977.4）担心埃及很可能为收复整个西奈半岛而再次发动战争，故愿意向埃及做出一定让步。1975年2月7日，拉宾对美国记者表示：“为换取埃及许诺不诉诸战争，不依赖使用战争武力的威胁，进而努力达到真正的和平，埃及人甚至可以得到山口和油田。”拉宾所说的山口和油田是指米特拉山口、吉迪山口以及阿布鲁迪斯油田，它们位于苏伊士运河以东大约50-60公里一线，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埃及志在必得的天然防线。

萨达特见拉宾愿意让步，便同意基辛格再次来中东穿梭斡旋。1975年3月基辛格在特拉维夫和阿斯旺之间飞来飞去，由于拉宾政府软弱涣散，内阁成员缺乏统一立场，基辛格20多天的穿梭外交未能取得任何成果。萨达特不等下一轮埃以谈判开始，便主动宣布将于1975年6月5日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埃及重开苏伊士运河，为国际远洋运输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的普遍赞誉。以色列在国际上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美国总统福特（1974.8-1977.1）和国务卿基辛格的压力下，拉宾政府被迫于1975年9月1日同埃及签署了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协议规定：中东的冲突不应当使用武力来解决；埃以双方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埃及允许以色列非军用物资通过苏伊士运河。

阿萨德既不愿叙利亚同以色列孤军作战，又不愿向以色列让步太多，因此他反对埃及与以色列达成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他多次与萨达特协调立场，都未能获得成功。埃以签订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后，阿萨德批评该协议是“向以色列占领的投降，完全屈从于以色列的要求……是1948年以来破坏阿拉伯斗争的一个严重的和危险的企图”。他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一道指责萨达特是“阿拉伯事业的叛徒”。1975年12月11日，阿萨德又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一道发表联合公报，认为“对阿拉伯民族问题的部分和单独解决办法只会有利于敌人，而不会给阿拉伯民族带来任何真正好处。”

在阿拉伯世界的压力面前，如果不是萨达特坚持和平路线，两个脱离接触协议显然是难以达成的。萨达特为了让以色列人认识到他的和平诚意，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以色列政府原来准备通过基辛格不惜以任何代价赎回留在埃及的39具以军官兵的尸体，但萨达特慷慨和无偿地交还了这些战争炮灰。又如在要不要重开运河以及重建运河沿岸三个重要城市--塞德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的问题上，萨达特曾说：“为了和平，我对一切可能发生的的事甘冒风险，赌博、困难，以至于人们为争取和平而可能面临的一切危险。”萨达特之所以致力于和平战略，是因为他懂得，阿拉伯人不可能通过战争消灭以色列和收复被占领土。道理很简单，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而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却不愿全心全意地支持阿拉伯人。萨达特不止一次地表示：“我过去说过，现在仍然这样说，纸牌的百分之九十九控制在美国手里，尽管这使其他人感到很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