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美接触问题看来也是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取得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对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基础上的。随着60年代中苏两党日趋对立，毛对美战略中更多地掺入了革命的色彩。文革的进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一直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过的政治报告仍旧一方面说明美帝苏修如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一方面突出强调它们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尽管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报告却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继续强调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但是，毛泽东并非对这种四面出击式的战法毫无顾虑和担心。还在九大期间，当毛还不特别担心苏联大举入侵之际，他就已经在谈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样的话题，显示出对那些长期依靠中国的世界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不死不活，对中国毫无帮助的不满，继而主张以后要减少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援助。[60]这表明，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的热情已经在明显降温。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过去，他始终相信美国是中国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胁，苏联不过是起着“帮凶”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认识在现实当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当6月初，瑞典大使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个对世界和平和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时，周的回答已经变得含糊其辞了。他说:“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显然，中共中央的估计正在发生变化。

在九大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开始强调进一步分析国际形势的必要性。[61]他为此具体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一边在工厂“蹲点”，一边就有关的国际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说比较成熟的意见可以上报毛泽东。当然，无论毛还是周，他们这时的这种安排看来还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周恩来甚至不急于要老帅们拿出什么结果来，每个月只要求他们议上个两三次，这使得老帅们的研讨多少有点“神仙会”的架式。[62]而从四位老帅根据几次讨论于7月11日才最后形成的第一份书面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老帅们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分析，这时也还脱不开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只不过，老帅们比较敏锐地感觉到，美苏的争夺还是主要的，它们勾结起来反华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暂时似乎都还不大可能。[63]对美国政策的重视，仍旧是源于美国方面的主动。在四老帅7月11日的研究报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可能将美苏截然分开。他们判断美苏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大可能对中国开战，但也不能不强调要作好美苏突然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充分准备。毕竟，美国与中国仍处于尖锐对立之中。[64]

7月以后的情况则明显不同了。7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主动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6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派人转交了一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写给周恩来的信，要求访华，并对中美二十年交恶表示遗憾；7月底，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期间公开表示，继续孤立中国对亚洲不利；8月8日，美国国务卿在堪培拉公开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始终在努力打开同中国来往的渠道。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等方面都有消息传来，称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针对这种情况，四位老帅显然注意到利用美苏矛盾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研究继续断定，美国此举更多地其实是想要利用中苏矛盾来向苏联施加。与其让美国抓住这根稻草

，不如保持高姿态，对其接触要求置之不理，再憋它一个时候。因此，一直到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与美国接触的问题并未提出。[65]铁列克提事件后的严重形势，是促使老帅们，多半也是促使毛泽东和当时的外交部门想到并提出打美国牌问题的关键性原因。8月底，面对战争威胁，老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国时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和二战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例子。外交部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考虑到当时与正处在反美前线的越南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改变对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后果，外交部提出，有关利用美苏矛盾的原则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尤其现在不宜恢复中美大使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