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5月6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与此同时，针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提出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但对此一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个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为了解一些兄弟党可能的反映，在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共中央分别向在京的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多数意见均对文件表示赞赏。当毛泽东询问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说:你认为“是以软体（指措辞客气一些）对软体好，还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好？”时，这位新共总书记当场表示:“我不要软体动物，宁愿要这个”。金日成也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只有越南党的领导人主张应多加点糖，少些辣椒。

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于6月14日公开发表后，苏联方面的反映可想而知。在18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严辞抨击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要在更大的范围里批评中国党的路线。据中方统计，此后不长时间，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300篇之多。

7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一直持续到20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会谈后，毛泽东已经断言: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现在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

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开始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 “九评”。中苏两党、两国的矛盾冲突再度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经过了一连串的反复，总是憋着一股气之后，毛泽东反倒是对现在这种形势比较满意。他公开说: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大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争论很难再停下来了。至于这样做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有思想准备。”他早就讲过:我们不怕分裂，不外乎不做生意就是了。要准备文化、经济往来完全断绝，只保持外交关系。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要分裂也就不怕了。

大约两年之后，毛泽东才最终写下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话，但是，肯定两党矛盾已经属于敌对性质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双方冲突之不可调和。只是，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交恶，多半不会仅仅局限在毛泽东所说的文化、经济往来方面，它终将要反映在整个国家关系，即外交关系上。也就是说，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不论毛泽东希望与否，都已经无法改变了。

见陈毅:《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报告提纲），1959年12月27日。

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286页。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78页。

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92页。

见《红旗》，1960年第8期；《人民日报》，196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1960年4月23日。

[6]参见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 Peking, London, 1963, p.99-103.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毛泽东与胡志明主席谈话纪录》，1960年8月10日。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0－341页。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0－341，342，344－345页。

《毛泽东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等人的谈话纪录》，1960年9月25日。

参见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 Peking, p.124-129.

见《毛泽东接见胡志明等同志的谈话记录》，1960年12月3日。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89－340，394，397，400页。

同注9。

这段讲话在1966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大段批判的内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38页及注释18。

见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531页。

《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谈话记录》，1961年11月17日，等。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6，9日。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9月24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47－248页。

《毛泽东接见契尔年科大使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插话》，1961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