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对袁世凯的拖延相当不满，英美的关注与介入也使形势变得复杂，日本外相致电日置益称:“欲使中国政府轻易承诺我方认为最关重要之条项，殆已全无希望。”遂决定采取“威压”手段逼迫中国屈服。[30 ] (P806 - 807) 5 月8 日，日置益向中国外交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接受除第五号部分内容外的经谈判修正后的二十一条全部内容。在此情况下，袁世凯政府缺乏对抗到底的决心，被迫接受。

虽然接受了二十一条，袁世凯内心也实有不甘，尽管抗拒无力，但也表示要卧薪尝胆，以图来日报复。5 月8 日，袁世凯在国务会议上悲愤陈词:“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 何等耻辱！ 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

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引者注) 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之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30 ] (P822) 14 日，袁世凯就二十一条问题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程功”， “苛利于国，死生以之”。[29 ] (P235) 这些话语，让人听来是何等的悲愤、何等的激昂，颇给人于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感觉。孰料想，事隔不久，二十一条的血泪未干，袁世凯即明目张胆的筹划帝制，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这些言论的真伪了。

4. 从1915 年8 月袁世凯运动帝制至1916 年6 月去世

在这一时期，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积极运动帝制，对日本先是争取谅解与支持；而日本方面，先是采取观望政策，随即劝告暂缓帝制，转而支持倒袁。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下欲求废除帝制重做总统而不可得，很快在众叛亲离中死去，其中日本因素应该说相当重要。

袁世凯何时开始筹划帝制，迄今尚无定论，但至1915 年8 月时，各种运动帝制的行为开始明目张胆。就当时远东国际形势而言，英、法、俄、德等国正忙于欧战，并且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明确表示支持帝制，因此，推行帝制的关键因素就是日本的态度。10 月2 日，袁世凯在同朱尔典会谈时明确表示，帝制问题关键在于对外问题，尤其是日本的态度问题。

他虽然提到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对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表态，即:“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助一切。”并由此判断，至少在表面上，日本似乎放缓了侵略势头，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担心日本方面，“即可藉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也”。[ 30 ] (P1113 - 1117)

在日本方面，自二十一条签订后，一般舆论对此非常不满，认为政府所获得的还远远不够，在政府、军部、元老院、社会舆论之间，关于对华政策的分歧很大。因此日本政府虽然希望袁世凯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引起国内政局动荡，但其态度相当谨慎，基本上还是持观望态度。1915 年9 月2 日，驻日公使陆宗舆向外交部报告说:“闻今日外务省密训紧要新闻记者，谓中国变更国体，有关东亚治乱，日本正宜静慎研求，严密筹备，万不可于新闻上乱发议论云云。”[31 ] (P2) 9 月6日，大隈重信会见陆宗舆谈及帝制时表示:“中国民主君主本非日本所问，惟万勿因此致乱，有妨邻国商务。余深佩大总统实有统治之能力，但只望中国有实力之政府以图治，现正渐见治安，似不须于名义多所更换。”[31 ] (P2 - 3)

9 月14 日，袁世凯帝制活动日趋活跃，而日本方面新任外相石井菊次郎就任后，态度也开始强硬，他在日本内阁会议上表示， “中国因改帝制，形势不稳，关系东亚和平，不得谓仅关系内政，日本不能不问”。[31 ] (P4) 10 月28 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偕同英、俄驻华公使至中国外交部向袁世凯提出“劝告”，声称帝制活动在中国各地已引起骚动，“反对之感情广为酝酿，不安之形势弥漫于各地”。并要求袁世凯“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祸未然，而固远东和平之基础”。[ 31 ] (P7) 对此，袁世凯答复说:“现大多数国民认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此问题既付国民代表大会公决，此时国体业经动摇，各国人心怀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国体问题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是甚显著易睹之事。”[ 31 ] (P10) 虽然表面上是在反映民意，实际上拒绝了三国延缓帝制的要求。

日本方面接到答复后，视之为对其要求的拒绝，开始酝酿下一步的行动。11 月5 日，小幡再次至外交部质询，中国方面仍然坚持此前态度。同日，日置益与陆宗舆在东京商谈，要求袁世凯将帝制延缓6 个月。6 日，石井与陆宗舆会谈，其措辞已非常不客气，并表示，如果施行帝制，日本将与列强解不承认。[31 ] (P13 - 15)

但袁世凯的帝制计划并没有因此而停顿，至1916 年1 月已准备“登基”。而日本方面，态度开始转向强硬，1 月15 日拒绝中国所派的赠与日本天皇勋章的特使赴日，以窘辱袁世凯。1 月21 日，日本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再次严告袁世凯延缓帝制，否则将要采取自由行动。1 月16 日，陆宗舆自日本向外交部的致电中，已预感到日本将要有所行动:“日政府于此十天半月内，须有一定行动，必不再守观望态度，待至二月九日。此次拒绝周使，即是蔑视元首之发端。其机关报口气图画，已不以友谊相待。逢彼干涉时，如自量可以一战，则早日决行；否则须趁其未劝告未干涉之前，须速发表，改图政策，自留地步？？看彼逐日阁议及与元老往来之状态，似不仅谢绝特使而已。彼政府乱暴举动，每出意外，其欲倒我政府计划已非一日。万望勿以常识观察，希冀幸成。”[ 31 ] (P28)

日本对袁世凯的政策至此急转直下，由原来的支持开始转向倒袁。3 月8 日，内阁通过决议，决定乘机在中国确立优势地位，而袁世凯已成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可回避的障碍。因此， “莫若使袁氏退出中国政治权力舞台。无庸置疑，无论何人取代袁氏，对于帝国均比袁氏有利”。[ 30 ] (P1295 - 1297) 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决定在西南支持反袁势力，在东北支持宗社党的复辟活动，在袁世凯的身边拉拢段祺瑞等人。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袁世凯于3 月22 日宣布取消帝制，希望以此来收拾残局，但为时已晚。其后，日本进一步采取行动逼迫袁世凯退位。6 月6 日，袁世凯在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并发神经性疲劳和尿毒症去世，和日本人大半生的交涉也就此以失败而告终。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正是日本人步步紧逼、渐次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的时候。在驻扎朝鲜时代袁世凯借助和日本人的对抗而声名鹊起，从此风云际会，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他是李鸿章对日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并反过来影响李的决策。甲午战败后，他对日本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轻视到学习的过程。攫取统治全中国的大位后，袁世凯虽然内心对日本人相当反感，对于日本的侵略也非常不满，但从维护自己的权力及国家的利益出发，也不得不予以让步，不过同时也想方设法予以抵制， “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30 ] (P820) 袁世凯和日本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正是其时中日关系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