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袁世凯的支持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善后借款中，日本的代表小田切在六国银行团和北京政府之间斡旋，起到了特殊作用，也博得了袁世凯与北京政府的好感。第二，调和中俄在外蒙问题谈判中的僵局，起到了传达和疏通双方意见的作用。第三，在“二次革命”中先是表明“严守中立”，劝告南北双方避免冲突，后来则公开表明支持袁世凯，并不顾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反对，签订对北京政府的借款合同。第四，在承认北京政府问题上态度相对比较积极。

不过，日本的支持并非是因为信赖袁世凯，其态度也不是非常积极，只不过是为了获得政治、经济利益不得已而为之。在袁世凯方面，虽努力谋求日本的支持，但在内心深处也对日本相当的警惕，只不过为了解决国内问题，不得不对日本做出让步。袁世凯深知， “惟须有交换利益，日本方可对付”，[25 ] (P32) 所以，在争取日本支持的时候，甚至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如为了争取日本的承认及取缔革命党，即不惜将“满蒙五路”的筑路权拱手相送。[25 ] (P15)

3. 从1914 年8 月至1915 年8 月袁世凯运动帝制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等列强忙于大战，无暇东顾，袁世凯和北京政府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抵制日本的政策失去了依靠，其外交政策和态度不得不发生改变。日本趁此机会，力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并确立在中国的霸权。为此先是向德国宣战，并占据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继而以军事为后盾，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双方的交涉就此展开。

一战爆发后，日本政界及开始酝酿改变对华政策。7 月30 日，即大战爆发前一天，即将上任的日本驻华公使就情不自禁地欢呼:“怕他不战，战则大妙。”[25 ] (P32) 冀幸之情溢于言表。大战爆发后，日本积极同英国谈判参战事宜，并加紧部署对德作战，制定进攻青岛的方案。日本的种种动向，引起了袁世凯的高度警觉。为防止日本发难和战争波及中国，8月3 日，袁政府同保持中立的美国政府接洽，希望其出面劝告交战各国不要在中国领土和附近水域有军事行动；8 月6日，又正式宣告中立，要求“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25 ] (P35) 同日，袁政府又向美日两国提议，由中、日、美三国联合劝告各交战国， “限制战区”， “使战祸不至及于东方”.[ 26 ] (P6) 对于中国的这一提议，日本方面相当不以为然，10 日和13 日，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两次奉令向中国外交部威胁利诱，袁世凯政府被迫向美日取消建议。

此时，日本进攻青岛的态势愈加明显，袁世凯政府又进一步谋划收回胶澳租界。8 月13 日，山东将军靳云鹏等人建议向德使要求收回青岛及胶济铁路，以免山东陷入战争危险，袁世凯派人就此探询德国方面意见，但对方反应冷淡。8月15 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后，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以私人身份提议将胶澳交还中国，[26 ] (P71) 中国方面为此向德、英、美等国积极进行外交努力。交通总长梁敦彦拜会美国驻华代办，希望美国出面交涉，由德国现将胶澳交于美国，再由美国交还中国。但是，英国方面表示反对，德国政府也不赞同，美国方面也不愿意为此开罪日本。和平收回胶澳的努力失败后，袁世凯转而考虑参战抗德，与英日联合进攻青岛，但遭到断然拒绝。8 月20 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照会中国外交部，声称“胶州湾问题与中国无关，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持绝对消极立场”。[ 27 ] (P445)

至此，中国的努力宣告完全失败。其间，也有人向袁世凯建议直接向德国宣战，夺回青岛以改善中国所处的困难地位。袁世凯对此回答说:“先行下手，夺回青岛，于情于势，未尝不是。但我国既经宣布中立，忽翻前议出兵，以助联盟，恐外交上益增纠纷，且更恐动日本之疑忌，此着似可行而不可行也。”[1 ] (P196)

8 月15 日，日本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胶州湾交于日本，德国予以拒绝，日本遂对德宣战。9 月2 日，日军突然在山东龙口及莱州附近登陆，此举不但破坏了中国的中立地位，还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得知这一消息后，袁世凯召开有内阁各部长参加的会议，商讨对策。袁世凯在会议上直接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为保卫国土，军队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可以抵抗多久。段回答因为武器弹药困难，只能抵抗四十八小时。最后，根据袁世凯的意见，决定参照日俄战争模式，划出特别区域，不负完全中立责任。[28 ] (P120 - 121) 但日军并不受此限制，反而趁机占领了胶济铁路。对此，袁世凯采取一边抵制，一边让步的政策进行交涉。当双方还在围绕山东问题交涉之际，日本方面突然于1915 年1 月提出了二十一条。

对德宣战并占领胶州湾的目的并非仅是占领胶州湾，根本目的是借此机会为根本解决所谓中国问题开辟道路。所以日德在山东的战事甫经解决，日本即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12 月3 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把秘密拟定的二十一条交给奉召回国的驻华公使日置益，训令说:“帝国政府以为于此机会，确保帝国在东亚之地位，以保全大局，实行以上各项，实为绝对必要。帝国政府实具有极巩固之决心，必图各项之贯彻，贵使其善体政府之意. 为国尽瘁。”[29 ] (P18) 1915 年1月18 日，日置益拜见袁世凯时，当面将二十一条交给他，声称:“日本政府对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进达亲善目的，兹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实为两国之幸。”[ 25 ] (P73)

当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时，袁氏不发一言，实际上内心相当愤怒。他在1 月19 日会见以个人身份来探望的坂西大佐时，相当激愤地表示:“日本国本应以中国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如昨日日置公使所提出之各项要求条件，我国固原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言时情调激切，似乎已有坚定决心，云云。”[30 ] (P803) 但是袁世凯深明国际局势与中日实力差距，不敢断然拒绝。

18 日当晚，他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徐世昌、段棋瑞、梁士诒开会。接着又讨论三天，最后制定了交涉步骤和方针。在对日具体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亲自参与。“亲将条件原文，逐条逐节，以朱笔批注，分别驳议，以为交涉步骤，其第五号末批云:‘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等字。”[1 ] (P225) 中国的谈判代表每次谈判后都要向他汇报，并听取下次谈判的指示。在他的指示下，中国的代表尽量拖延谈判的时间，以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和英美等国的援助。在他的授意下，中国的谈判代表将会谈情况故意泄露给国内的报馆；顾维钧、陆征祥等人以隐讳的方式将二十一条和会谈情况向英美等国家传达；又通过莫理循等将情况向英美新闻媒体透露。从而给日本方面造成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此外，他还派顾问有贺长雄赴日本探听元老们的意图及日本谈判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