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1911 年10 月辛亥革命① 爆发到1912 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①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时间划分，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从中日关系个国际关系角度来看，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到1916年夏袁世凯去世，各种问题具有相当大的连续性，因此本文所说的辛亥革命即指这一时间段。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图谋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同时力图操纵中国政局向有利于日本的方面演变，因此以袁世凯为最主要的外交对象，展开积极活动。袁世凯虽然在外交上采取主要依靠英国的政策，但如何处理对日关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内，双方主要就南北议和、中国的政体问题展开交涉与斗争。

武昌起义爆发初期，日本方面的反映颇为复杂。在民间，一部分人物及团体对中国革命积极给与支持，也有一部分人物及团体试图借助革命所带来的混乱，借机扩大日本的侵略权益。军部方面，陆军主张积极干涉，并趁机出兵解决“满蒙问题”，海军则主张保持中立。政府和外务部则举棋不定。1911 年11 月24 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通过对清政策的内阁决议，确定为日本政府对华的主要方针。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在中国东北地区延长租借地的租借年限，就与铁路有关的各项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进而确立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地位。二、着重致力于在中国培植势力，并努力设法使其它各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三、维持英日同盟，与俄国采取协同步调，同法国等国家尽力协调，尽最大可能拉拢美国。四、尽可能不伤害清政府的感情，并设法使清政府对日本寄予信赖。日本的对华外交，即在这一政策下积极进行。

同时，因为日本政府采取同情、支持清政府的态度，以其作为主要外交对象，而袁世凯东山再起成为清政府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所以袁世凯就成为日本活动的主要对象。实际上，由于袁世凯采取联英美制日的政策，日本人对他的上台并不欢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就认为:“当袁内阁成立之际，我之对清关系，无疑将比满人政府更加困难。”[23 ] (P33) 在袁世凯北上就任内阁总理大臣途中，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纠合部分日本军官策划暗杀，但都没能成功。不过，袁氏上台后，日本方面被迫采取拉拢政策，试图通过他来操纵中国政局。日本外相内田康哉指示伊集院:“政府方针是务必同袁世凯保持亲密关系，望遇事依次方针妥善办理。”[24 ] (P59) 同时要求伊集院探测袁氏的态度，消除他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另外，只要他表示愿意依靠日本， “为顾全东亚大局及日、清两国间之特殊关系与善邻友好之谊，本使确信帝国政府将不吝给予清国政府以相当援助”。[ 24 ] (P67)

在南北和谈中，袁世凯的策略很明确，一方面利用南方革命派的力量来压制满清势力，逼迫清室退位；另一方面利用清政府和自己手中的力量，以及列强的压力，来压制革命派势力，从而达到坐收渔利的目的。虽然袁世凯在和谈中主要依靠英国的支持和帮助，但又向日本作出姿态，表示愿意接受日本出面调停。1911 年12 月2 日，袁世凯通过坂西中佐向日本方面表示:“此时能否考虑由日本人向革命军方面首脑人物探询意向，并进而通过日本人进行折冲？”他还表示:“日本方面如果能公开表明仅由日本一国独自调停，当然更好。”日方对此非常重视，认为由此“加强袁世凯等对我国之信任，实为得策”。[24 ] (P261 - 262)

但在实际上，袁世凯正在通过英国积极运作停战与和谈，对日本的调停根本不打算接受。日本方面得知南北停战谈判正在英国驻华公使的主导下正在进行，而自己却被排除在外，自然十分懊丧。12 月12 日，伊集院拜会袁世凯当面表示“遗憾”，并希望在和谈中取得和英国同样的地位， “但望今后遇有此种重大问题，在与英国公使商谈时，务望同时告知本使，以便双方保持紧密联系”。对此袁世凯辩称:“最初并非未曾想到在程序上应首先依重日本，但又转念由于过去诸多原因，清国人对于日本，感情并不十分融洽。当此时刻，如果要求日本从中斡旋，很可能在各方面发生枝节，致使可成之事反遭失败，同时还会引起外国猜疑，亦堪忧虑。为考虑日、清两国利益，遂暂时委托英国公使办理。”[ 24 ] (P270) 其后，日本方面虽多次表明希望参与调停，并获得和英国同等地位。而袁世凯则答复是:“既已通过英国之斡旋开始和谈，纵然事不奏功，今后再由本人同时向日、英两国进行同样商谈，在程序上总感不便。因此，不如由贵公使先同英国公使进行磋商，如能取得一致意见，即由两国共同告知本人，本人自必按两国公使意见行事，绝无异议。”[24 ] (P282) 而在酝酿南北议和的过程中，仍然把日本排斥在外，日本对之也无可奈何。

南北和谈开始后，袁日之间的交涉又集中在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体的问题上。日本方面先是主张保持清廷，后来又变为主张君主立宪，并且试图强制推行这一主张。伊集院出面劝告袁世凯说:“按贵国近三百年来之历史以及各地实情观之，以君主立宪统一全国，实为万全之策。至若实行共和制或联邦制等类主张，俱与当前之民智程度不相适应，其后果，难保不招致灭亡之结局。”[24 ] (P251) 日本之所以强烈主张君主立宪而反对共和，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害怕在同为君主立宪的日本引起连锁反应，这一点，伊集院在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会谈中说得十分明白:“日本国与清国具有特殊利害关系。如清国实施共和制度，并进而引起更大混乱，日本国不但在实质上将遭受甚大损害，而且在思想界亦必蒙受极大影响。”[ 24 ] (P306) 此外，如果实行共和制，能够做总统的恐怕只有袁世凯，而在日本方面看来， “袁世凯能否如约行事，

根据以往情况，尚不能完全置信”。[ 24 ] (P272) 换言之，日本认为袁氏执掌大权后，是其推行在中国的侵略政策的一大障碍。而在袁世凯看来，他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大位，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因此采用何种政体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他的这一想法秘而不宣，而是先试探各方的态度，在获知日本人的态度后，他多次向其表示，“本人始终认为中国非行君主立宪不可”，[24 ] (P251) 表面上给人一种坚决支持君主立宪的态度，以换得日本对他的谅解与支持。但在实际行动中，袁世凯却多管齐下，努力争取日本改变意见。他首先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表示革命派坚决反对君主立宪制，自己处境十分艰难，声称“革命党坚决主张共和，似已毫无折冲余地”。[ 24 ] (P297) 其次，由莫理循等人制造和谈失败自己下野的舆论，并暗示是由日本人压迫所致，[24 ](P297 ，342) 并指责日本插手干涉内政。其三，争取其他国家认可共和，使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

但日本方面并不肯轻易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内田外相12 月26 日指示日本驻英代办向英国方面表示:“帝国政府仍认为君主立宪制度为匡济清国时局之最良方案，切望英国政府同意此种制度并为其确立而充分尽力。”其次，摆出强硬姿态，甚至准备“施以某种压力”。再次，加强南方革命派的工作，力图通过施加压力或游说，使南方放弃共和制而接受君主立宪制。但日本的努力结果甚微，而英国方面也明确告知日本， “日、英两国政府应注意避免以类似强制手段提出革命党和袁世凯双方均不能接受之解决方案”。警告日本在中国政体的问题上“非经有关列强共同协商，取得完全一致之意见，切不可贸然行事”。[24 ] (P328) 至此，日本也不得不改变态度，训令伊集院向袁世凯转达日本决定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其在对华外交中的一大挫败。

2. 从1912 年2 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到1914 年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这一阶段，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攫取了国家最高权力，但还羽翼未丰，立足不稳，需要获得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承认与支持。而日本方面也转变政策，在谋取所谓“满蒙”特殊利益的同时，大致采取支持袁世凯政权的政策。

日本在南北和谈中极力主张君主立宪，并反对共和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袁世凯可能出任总统而对其不利，所以多次明确表示袁世凯不足以但当大任。伊集院就曾向朱尔典明确表明:“本使不认为袁世凯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一致拥护与信任？？则推袁为总统，是否能够长期维持统一局面，实属疑问。”[ 24 ] (P300) 在袁世凯就任临时总统后，日本为改变前一时期的被动局面，转而支持袁世凯统治下的新制度与新秩序，避免发生动乱与战争，为此，内田外相训令伊集院，对于已经变化了的政局， “自当随其局面之演变，我之步伐亦应与其适应，其间不必拘泥于一贯之主张？？可一变态度，进而试与袁及其他各方会见交往，勿再生差池”。[23 ] (P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