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驻朝时代:以战止战,全面排日

袁世凯参与中日外交肇始于朝鲜，从此风云际会，在政坛崭露头角，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1882 年他以庆军会办营务处的身份随吴长庆率淮军六营东渡入朝，先后参与平定壬午事变与甲申事变，直接参与对日外交活动。1885 年11月，袁世凯以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身份再赴朝鲜，直到1894 年回国，握有参与朝鲜的内政外交的大权，其中外交上的主要对手就是日本。在此期间，他一方面执行李鸿章与清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直接参与对日交涉；另一方面他对日本的认识与判断又反过来影响了政府对外交政策的制定。随着中日在朝影响力的消长，袁世凯对日外交的手段、对日本的认识及他在中日外交中的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大体上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军事对抗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快速发展，开始寻求向外扩张，采取所谓“大陆政策”，以北进朝鲜为实现这一政策的中心环节。因为当时朝鲜还属于中国的藩属国，日本的首要任务就是割断中朝关系，全面控制朝鲜的内政与外交。1876 年，日本借口江华岛事件，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自此，其侵略势力开始渗透到朝鲜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面对这种局面，清政府被迫采取了应对措施，力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壬午事变和甲申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1882 年9 月，朝鲜统治集团中的大院君派为和闵妃集团争夺政治权力，发动了壬午事变。大院君派素来主张“攘夷排日”，所以在事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杀害日本人、攻击日本使馆的行为，日本大使花房义质被迫出走仁川济物浦，乘英舰回国，日本即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兵到朝鲜问罪，借机扩大侵略。[ 3 ] (P333) 为阻止日本人“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清政府决定派丁汝昌、马建忠等人入朝相机处理，同时调派吴长庆率庆军六营前往弹压。在马建忠等人的策划下，吴长庆带领当时任庆军营务处会办的袁世凯等人用计拘禁了大院君，并送往国内软禁，从而消除了日本人借机干涉的口实。

在这次行动中，袁世凯因为严于治军、表现勇敢，得到了吴长庆等人的赏识。吴长庆向清政府保举袁世凯，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4 ] (P6) 袁也因此被擢升为同知，并赏戴花翎。随后被聘请编练朝鲜新军，其主要目的就是防范日本，形成了中日两国在朝鲜军事改革中的竞争与对立。[5 ] (P31) 在吴长庆被调回国后，袁世凯实际上掌握了驻朝清军的领导权，他大力扶植朝鲜统治阶层内部较为亲中的事大党，压制相对亲日并得到日本人支持的开化党。

不过，初次和日本人交手，袁世凯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的发展状况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在他看来，日本不过是个岛国，根本无法和中国抗衡，所以言谈之间也经常显示出对其实力的不以为然。他曾说:“日人之兵正弱于陆战，我今日所部各军，可尽日人所来知多少尽杀之，特有所未必耳，各洋可畏者惟俄，他不足虑也。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陆，易事耳。”[5 ] (P23) 同时，他还与国内张謇、张佩纶等人所主张的“东征论”相互应和，不赞同李鸿章等人的对日让步政策，认为蕞尔三岛决不是中国的对手，主张示之以兵威，甚至讨伐日本。很明显，这些言论虽然表现了一种积极的对日态度，却并不是建立在对日本正确认识上的判断，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天朝上国”的意识中。

1884 年12 月，以金玉均、朴永孝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捕杀事大党的主要人物，劫持国王并排斥中国势力，即为甲申事变。早在事变发生之前，袁世凯对之相当警惕，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他向实际主持对朝政策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所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在他看来， “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 “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 6 ]这篇报告可以说是分析透彻、切中时要，引起了李鸿章的高度重视，并制定了应对措施。

事变发生后，袁世凯联合其他驻朝将领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采取果断行动，挫败了开化党和日本势力的政变图谋。在围攻王宫解救国王的过程中，中朝军队直接和日本军队兵戎相见，日军势力不支被迫撤退，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出走仁川。袁世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这一行动正体现了袁世凯一贯的对付日本人“以战止战”的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争必开。”[7 ] (P20) 袁世凯因此受到李鸿章等人的器重与重用，日本人对他也恨之入骨， “撼之刺骨，百计排陷之”。[8 ] (P1)

2. 全面控制朝鲜，排挤日本势力

由于机警果断地应付了两次事变，袁世凯在朝鲜和国内都赢得了很高的赞誉。1885 年11 月，清政府派他以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身份再赴朝鲜，全权处理在朝鲜的相关事务，并指导朝鲜的内政外交，直到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回国。这段时期内的朝鲜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处理对日、俄的外交问题，袁世凯从加强中朝宗藩关系出发，积极执行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

袁世凯驻朝的这十年期间，也是中朝宗藩关系最为强化的阶段，同时，英、俄、美等势力也相继介入朝鲜半岛。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袁世凯认为俄罗斯是朝鲜的最大威胁。“夫俄人与在亚洲占据海口，屯驻水师，以遂其鲸吞之计，如不取诸韩，将焉取之？”[9 ]相比较而言，日本由于政治上控制朝鲜的势头受挫，暂时放弃进取政策，虽然也是朝鲜的心腹大患，但在他看来， “日本疆域与朝鲜等，从以改用西法，侈言功利，外强中干，党祸迭起，自谋不暇，何暇助人？ 且素性狡黠，唯利是视，此可为连和，而不可为依恃也”。[9 ]从袁世凯这段评论可以看出，他对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发展并没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大体上还是和国内李鸿章等人抱有同样的看法。所以在他任内，对日外交还是以维护中朝的宗藩关系为出发点，既防俄又防日，同时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关系相对维持了一种和平的局面。

不过，日本对朝鲜的策略，虽然被迫作了调整，但其根本上的侵略政策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只是暂时放弃政治进取的政策，而加强经济侵略与移民，试图从经济上控制朝鲜的命脉。对这一点袁世凯却是看得相当清楚:“诚以甲申以后，至于朝鲜寇仇已深，不可复合，前此愚弄之计皆无所施，委派和平柔懦之士如高平、近藤者充当使员，周旋其间，以弭衅端，而专力于兴起商务，召集商民，盘根植固，倍屣中国，其处心积虑固不图为今日计也。”[5 ] (P99)

为抵制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渗透，袁世凯积极发展中国在朝鲜的经济力量。他集中力量扩充华商在汉城与仁川的商务，采取了增建华商会馆、扩充租界以及尽力招徕华商等措施，因而中国在朝鲜的商务及中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发展迅速。

到甲午战争爆发以前， 《江华条约》后形成的日商独占朝鲜市场的局面已不复存在，部分地区华商后来居上，甚至超过了日商的势力。此外，袁世凯还利用中国宗主国的地位和自己的特殊地位，在对朝鲜的贷款、电报线路的铺设、远洋和内河航运等方面和日本展开竞争。经过这些努力，中国在朝鲜的经济力量和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对朝鲜的商品输入额在短短时间内，从占朝鲜外国商品输入中的19 %上升到45 % ，[5 ] (P200 - 202) 虽然与日本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其发展速度已相当惊人。在李鸿章的保举、提携下，袁世凯的仕途也一帆风顺，由知府至候补道并赏加二品衔，1893 年，又被补授为浙江温处道，仍留在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