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的办刊方针充分体现了胡适利用新闻媒体宣传民主自由的信念，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办刊之初，蒋廷黻曾提出一个方针，即“内政，外交，人生观”。但胡适不甚满意，然而胡适并非用自己的意见去强行压倒别人，而是“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要别人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胡适在此并没有提出解决争端的具体办法，而是昭示了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思维和行为规范。

这本刊物的发刊词称“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4]。这段话可以看作是《独立评论》的办刊方针，而也正反映了胡适本人的新闻理念，那就是保持一份知识分子的独立，遵循王韬那样的“文人论政”传统，站在社会公心的立场来解释事实和阐述理念，这也正是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思想在新闻领域的具体体现。

实际上，《独立评论》所体现的除了与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似的独立客观自主精神之外，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积极入世的风范，科举废除之后，读书人的出路有三条，一是当教授，做纯粹的知识分子，二是凭借学问获得官职，与传统士大夫无本质差异，还有一种，便是胡适自己所说的，“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任何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5]，利用权力来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也可以看作是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精神在近现代自由主义新闻事业上的投射。

《独立评论》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力的提高了胡适在社会和政府内的声望，为独立社等人最终被国民政府“招安”奠定了基础，不可谓不是一种讽刺，但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它又是合乎情理的。

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中国历史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转变，而胡适也历任驻美大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与政治，与国民党政府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1937年《独立评论》被查封到1949年，胡适几乎没有参与任何报刊活动，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了学术和政治，他终于从一个竭力远离政治，标榜纯粹思想文化的文人，变成了一个与权力中心纠缠在一起的学者型官僚。

三、《自由中国》

1949年11月，雷震在台湾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这本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文化阵地在1949年江山变色之后的海外余脉注定与胡适的晚年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不仅被雷震，杭立武，王世杰尊为这本杂志的发行人，而且“自由中国”这个名字，也是胡适亲自拟定的。

与《新青年》和《独立评论》不同的是，胡适本人并没有亲自参与到《自由中国》的运作中来，但是实际上他从这本杂志的诞生便与闻其事，并且在以后的历程中，密切的关注着它的走势，以自己在学术界和政界的地位与名声，对《自由中国》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高压下形成一种保护作用，堪称《自由中国》的“护法”。而这本杂志的宗旨，性质和追求，自然也大受胡适影响，实际上，《自由中国》已经由起初的宣传反共发展到成为一本宣传言论自由，多党政治，抨击国民党在台湾继续专制，与胡适办刊思想一脉相承的自由主义刊物。

胡适捍卫“自由中国”之言论自由从一件事可见一斑，《自由中国》第四卷11期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因受到军事机关的压力，第12期发表一篇立论相反的文章表示道歉，胡适时分愤怒，于1951年8月11日写了一封严重抗议的信，最后说“我因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任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了发行人的名衔，一来是表示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6]

这封抗议信为美国合众社向全世界发出电讯，形成世界范围的舆论压力，才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得已放弃原决议，胡适在9月11日又写了一封信给《自由中国》社同仁，在信末再度强调:“总之，《自由中国》不可没有自由，不可没有言论自由。总统与行政院长在这个国难时期，更应该切实鼓励言论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7]

这是胡适公开展出来为《自由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一次奋斗，也可以看作他一生的一个重要活动――争取言论自由的一个缩影，纵观上述的三本刊物，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胡适的报刊思想，那就是:运用报刊来宣传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站在独立立场，抨击专制独裁，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并企图最终达到革新社会人心和影响政治决策的目的。

虽然《自由中国》在1960年终于以雷震的“通敌”冤案而被国民党政府扼杀，但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报刊传统，如果为我们所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的话，已经散发出夺目的光芒，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价值和魅力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发现和重视。